首页>>藏学书讯>>书评
  共有 175 位读者读过此文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图片上滚动鼠标滚轮变焦图片】    
 

复原红军在藏区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历史记忆的力作——《红色记忆》读后

  发表日期:2017年8月25日   出处:《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    作者:黄 源     

复原红军在藏区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历史记忆的力作——《红色记忆》读后[1]

 

 

    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举国上下无不渴望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诸多近代先贤思考的问题,并付诸探索。选择哪条道路,该怎么走,具体如何实施,每一个社会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规划和目标。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成为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践行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抱着共御外侮、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国共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期,挥师北伐,一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倒行逆施,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根据地,扩大影响。为把在中华大地上掀起革命新风的中国共产党扼杀于幼弱期,蒋介石固执于“攘外必先安内”,自193012月起对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五次大“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193410月至193610月,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以红一方面军的行军里程为标准,共计两万五千里长征。人类发展史上,从来不缺英雄,更不缺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然而,如此大规模、集体性,知难犹勇、矢志不移的军事大迁移,却鲜有持久并达到最终理想目标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奇迹。“无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2]。长征,客观上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与沿途诸少数民族进行了一次较密切的接触,全方位、真实地向少数民族人民展示了党的方方面面。据统计,“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军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而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又以在藏族区域活动时间最长,具体来说,红军在汉族区域:为264天,占66.3%;藏族区域92天,占24.8%[3]

    但是,对长征中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长征在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印记,就普通民众视角来讲,大多数不曾亲历者的认识是模糊、片面、失真的。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长征的研究大体呈逐年大幅增长趋势,研究思路有着眼宏大,志在探讨长征精神者;有立足某地,细致求索于史实者。然而,以整个长征所经藏区为载体,对党的民族理论演变以藏区视角剖析、汇总藏区助力长征阶段递进与具体体现、分析长征于藏区之影响、搜集亲历者之史况追忆等则鲜见,更没有汇萃于一册,实为学界一大憾事。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由《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黄维忠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格桑卓玛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王长文教授联合主编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后文简称《红色记忆》)一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611月出版问世。是书以2007年由中央统战部立项、2013年结项的《红色记忆——藏区群众支持与参加长征史录》课题成果为底本,经重新设计课题论证、吸纳最新研究成果,补充大量珍贵图文史料,并经过成果整合、提升等工作,使课题成果脱胎换骨地以全新的面貌问世。笔者喜而急读之,读后若亲随大军历两万五千里,在藏区的风雨历程若在眼前,不仅对长征多了一份敬畏与赞叹,更为学术界增加了这一藏学、区域社会史、“长征学”研究的最新著作而点赞。

 

    一、重新系统梳理长征时期党在藏区的理论与实践

    捧起《红色记忆》一书,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这份厚重来源于是书所承载的沉重历史记忆与藏区红色印记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全书凡70万字,正文5章,另附6个附录。二者大体对半而分,《附录》精详。是书自卷首2页起,以32页之篇幅,展示了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路线图,以及在藏区活动的珍贵遗迹、遗物图像资料,尤为难能可贵。作者于正文5章中对红军在藏区的具体活动、党的民族政策在藏区的实践趋于完善之历程、红军途经藏区时军民间的互动与红军在藏区活动对斯地的影响以及长征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勾勒与总结。

    长征期间,红军三大主力全部经过藏区。[4]只是在具体的行军路线规划和行军时间先后上应势制宜。这种差异性在第一章有全面而详细的介绍。长征所经过的具体藏区主要为四川甘孜、阿坝,云南中甸,青海果洛,甘肃甘南、天祝等。[5]上述地区属于藏族聚居区,此外还生活着羌族、彝族、汉族、回族等民族,由于此前党在藏区的活动相对薄弱,面对如此复杂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如何与生于斯地,相对隔绝的少数民族交往,直接影响到红军长征的行军效率、物资补给与兵源补充等诸多方面,牵系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成败。这既是对党的民族政策适应性的考验,也是对广大红军指战员与战士革命信念与意志的考验。红军虽然在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总结和积累了一些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接触的经验,但是其在藏区的行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进入藏区后面临的问题较以前则更为复杂和严峻。[6]进入藏区,首先要考虑如何处理军民关系,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藏区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此为藏区相较其他地区而言特殊性所在。

    作者细致梳理了红军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四大藏区的活动,尤以四川藏区最为详尽,对三大主力红军及其组成各部的行军路线与里程进行了汇总分类,密集的数据极具震撼力。红军长征在藏区所受到的挑战不仅体现于如何处理与藏区民众及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上,也有来自红军内部的挑战。期间,红军内部产生了重大路线决择的分歧,主要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同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7]此章对长征途经藏区期间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进行了简略的叙述,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等。这些会议的议题大多为分析当前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并通过在藏区的相关条例制度、讨论相关阶段工作计划等。同时,作者对红军于19355月至193610月经过藏区时所经历的战斗作了归纳介绍,为读者构建了一幅红军长征的军事、决策简图。

    作为中华版图的重要组成地域,辽阔的藏区自吐蕃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传统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色的一个文化板块。宗教影响无处不在,历代统治者大多利用宗教辅助实现对藏区的有效统治。红军进入藏区,带去的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其民族理论能否适应中国国情,能否与藏区传统文化、宗教相融合匹配,中国共产党已经向历史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长征期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藏区得到初步实践,党领导建立了一批劳动苏维埃、工农苏维埃、人民革命政府等多种形式的藏族政权。[8]然而,这个历程是艰辛而曲折的。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切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演变历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藏区的具体实践集中于第二章进行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是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和相匹配的。中国共产党执马克思民族理论进入藏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所遇到的考验,是此前不曾遇到的,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合理、最易为藏区群众所理解、接受的方式与之接触,既是年轻而又陷入困境的党和红军所要面临的挑战,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次实地演练与调试。

    一切政策的施行都需要一个适应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初入藏区亦然。长征开始时的民族政策已经不是长征前的那种抽象性的理论和原则性的政策,而是明确指出要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来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使之具体化与通俗化。[9]此过程中,党的民族政策在不断地演变,鉴于土司、头人、喇嘛在藏区的特殊作用和影响,适时提出了“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解放”等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政权,吸纳进步藏、羌、回、彝等少数民族青年入党或加入党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党民族理论的一次尝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和延伸。再者,作者对党为开展民族工作而在藏区进行的宣传教育、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作了一个精简阐述。并对此时期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组织形式、基本组织结构及主要的红色政权基本情况作了分析、梳理,由此,作者呈现给读者一条直观、清晰的藏区红色政权发展脉络。

    党和红军在藏区的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又充分考虑了当时藏区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具体的办法是尊重藏区宗教信仰和文化,积极争取僧俗上层对红色政权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切不仅直接决定了当时红军处境的优劣转化,更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和平解放西藏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虽然在起初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但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与中央保持一致,尊重藏区风俗,帮助藏区民众,解开了绝大多数藏区民众心中的疑惑。最终使藏区与藏区民众发扬以毛泽东主席所赞誉的“牦牛革命”[10]精神而成为红军长征的重要助力板。

 

    二、率先从藏区回应的角度重新诠释了长征在藏区的光荣历史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相结合、完善,更缓和了长期以来由于汉官压迫导致的藏区民众敌视汉地与汉人的状况,如一股清风般吹散了广大藏族民众的疑虑,在藏区播撒了红色种子。停留藏区的18个月中[11],红军与藏区社会、僧俗群众进行了良性互动[12],党通过有效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使藏区群众从红军初入藏区的恐惧、观望转向与红军接触并倾力相助。这种转变的群体包括大部分僧俗上层与广大藏区群众。虽然还有一部分利益团体对红军的政策、理论持敌视态度,但这并不能阻碍红军北上的步伐。

    是书第三章“藏族各界人士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第四章“红军长征对藏区的深远影响”两章,则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藏区的实践所收到来自藏区的积极回应的细致展示,及对长征后效的历史考量与思鉴。

    无论自然还是人文环境,相对陌生的藏区对红军来讲都是全新命题。如果没有藏区民众的配合,红军很难通过藏区,更难于发展。事物都有两面性,恶劣的自然环境虽然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栖息地,但也制约着红军的长远发展,这也就决定了藏区不可能成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地。[13]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但也限制了红军。藏区民众对红军的态度也会打破这种玄妙的平衡。红军进入藏区后,尊重藏区民众及其信仰,并为广大受压迫群众、进步宗教上层与世俗力量组建其所能接受的政权,并进行科学引导与教育宣传,这种有效互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一争取也使红军在藏区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反之,这一支持对于红军通过藏区及“扩红”发展,又产生了良性的回馈。这一史实的重建,集中反映于第三章。

    藏区群众积极协助红军克服长征中的军事困难,如为红军担任翻译和向导,各级新生政权积极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民族政权,广大的优秀藏区青年积极参军、补充红军兵员,帮助红军解决长征中的生存困难。具体表现为藏族各级革命政权、上层开明人士及宗教人士、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捐粮,各级革命政权,尤其是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自力更生。藏族各地方的红色政权动员群众多种粮食,提倡多种生长快、周期短的作物。[14]此外,藏区群众还主动承担了部分救护伤员、支援前线的重任。其中作者对各级新生政权积极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民族政权与各级群众为红军支援粮食、补充物资两个版块挥墨颇重,这也是藏区群众支援红军长征的最好体现。

    长征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体现于彼时,更至久远,是一笔宝贵的政治与精神财富。全国革命浪潮高涨时期,藏区似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当时藏区受到帝国主义者、三大领主,以及封建军阀的严酷统治,藏区人民并没有与全国人民一道形成革命团体和革命组织。[15]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右翼大肆对红军进行污蔑性宣传。这导致红军初入藏区时受到藏区自上而下的警觉与排斥。“红军一进入藏区地带,就第一次遇到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他们走进浓密的森林和跨过十几条大河的源流时,部落的人就会从行军途上后退,坚壁清野,把所有吃的、牲口、家禽都带到高原去,整个地区没有了人烟。”[16]党及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抓住问题根源,与藏区各方人士坦诚相待,红军逐渐在藏区为自己“正名”并赢得绝大部分藏区民众的拥戴和支持。这期间,红军对藏区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作者于第四章从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关系四个方面展开了分析、阐述。

    从政治角度来讲,红军藏区之行,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吸收了广大优秀藏区青年参加革命,这对党以后在藏区开展工作、解放西藏的影响不可估量,藏区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护源于对红军的良好印象。期间,党的民族自治制度体系受到来自藏区的检验,为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民族理论也受到了锤炼,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的历程。和平解放西藏的信心和群众基础也是来自于这一段长征经历。同时,红军在藏区的活动更为以后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直到近代,西藏及其他藏区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规。[17]红军长征能否通过藏区,取决于党的宗教工作如何开展,红军能否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宗教政策。[18]鉴于此,红军在充分尊重藏区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既获得了大部分僧俗上层的好感,也争取到了藏区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这一切,为巩固新建立的红色政权,为支援红军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为将来实行社会改造创造了条件。[19]

    红军长征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极为突出的。红军入藏,如作者所讲,打破了藏区相对封闭的状态,对传统的汉藏民族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伴随着红军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与当地藏区群众及藏区土司、头人、活佛等上层人士的关系,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帮助藏族群众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唤醒了广大藏族群众积极支持红军和参加革命的意识,汉藏民族感情进一步加深,汉藏民族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者具体从民主平等思想的注入、军民关系的阶段性变化、红军对藏区进行宣传教育的遗物遗迹归纳、汉藏军民通婚撬动汉藏关系壁垒几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三、荟萃红色历史当事人的亲历史料便于后续的研究

    全书的《附录》部分为是书的亮点之一。作者将附录分为6个部分,分类汇总“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历史档案”“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与歌曲”“长征亲历者(在藏区)的回忆和访谈文章”“红军长征中的部分藏族人物”“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大事记”“主要专用名词汉藏对照及简释”。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历史档案,以及长征亲历者在藏区的回忆和访谈文章两部分,这也是附录中分量最大的两部分。

    作者以时间为序,将红军长征在藏区的重要历史档案文本,通过文字整理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时间起自19227月至193612月终,包括红军在藏区若干会议的决议案文件、关于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须知与条例、筹集物资的训令、关于对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的认识、对地方红色政权的领导与具体指导文件、民族地区红色政权的相关文件、对藏区群众的管理条例、关于党对宗教的工作方针、党的一些宣传政策等,依次梳理,可以将这些历史档案一一镶入历史的大框架进行综合分析此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规划、关于时局的认识、对如何处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各发展阶段特征、关于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的认识等。通过对这部分档案的系统性汇总、了解与分析,其对相关研究之佐证和推动力是极大的,使相关研究更具史料说服力和时代震撼力。

    这批历史档案大多是一种固定条例与理论指导,具体的操作和红军长征在藏区体验的真实性与全面性无过于亲历者回忆录。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以亲历者回忆作为历史研究底本之一,并与其他材料相互对比再构,那么其可靠性和全面性将会有质的飞跃。当然,这其中不同的人物体验、事件接触面宽度与事件感悟深度会有差异,也会存在时代局限性,但不能否认亲历者回忆是对一个历史时期极好的勾勒与阐释。全书以附录1/3的篇幅向读者展示长征亲历者(在藏区)回忆录,足见作者对这一历史资料的重视。这一部分以三大主力为划分,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回忆者大都为作为一线指挥或对红军长征具体情况有较为全面认识的老同志以及部分普通革命战士。所收内容更是不拘一格,有具体的战斗场景回忆,有爬雪山过草地思苦缅怀,有红军自我解压组建剧团的始末回忆,有红军大学的建立与发展追忆,有军民藏区互助之印证……每一段回忆都是对某一个时间段、事件的局部或侧面钩沉,充满了历史气息。

    此外,“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和歌曲”“红军长征中的部分藏区人物”“红军长征在藏区大事记”“主要专用名词汉藏对照及简释”4个部分虽然所占篇幅较小,但其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可低估。“歌曲和标语”为是时党对民族政策的规划和具体实践的历史遗存,是党宣传教育的具体施行方针的文本体现与价值诉求,更是党对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把握与了解。“部分藏区人物”是红军民族政策施行的实际效果体现,是藏区民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方针认可度及党宣传教育效果的直接反映,也可以视为藏区群众支持红军的缩影。这两部分统而论之,是对大历史阶段的层次性展示。作者对这两部分的安排独具匠心。“大事记”则是作者对红军长征途经藏区行程的梳理,为读者搭建了以时间为线,军事、政治为点的线性思路,有助于读者形成客观、全面的藏区长征印象。“专有名词汉藏对照表”则之于学术研究意义更为突出。

    对一段历史的了解应从多个视角、不同阶层,甚至是从对立面去反向求证。是书以较大的篇幅来安排《附录》,可见作者对这种历史资料的重视,也反映出作者的史学素养。附录中包纳内容繁杂,而作者作了细致划分与整理,即给全书营造了一种洋洋大观而不拘一格的文本格局,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了读者、学人阅读、进行相关研究的迫切需求。

 

    四、借鉴红色历史,资政与育人并进

    《红色记忆》依托长征,着眼于藏区,对红军途经藏区的史实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分析,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一个基于藏区视角剖析与阐释。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藏区为主体来分析长征、研究长征的短板。为系统、全面认识藏区对长征的重要贡献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书中反映:红军北上抗日的目标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而非长征之初即已有之[20];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认识以及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与政策方针的评价与分析并非一刀切,而是尊重历史,将个别人的路线错误与广大指战员以及受错误思想蒙蔽的革命同志区分开;对长征中的失误能够有一个客观、系统的认识,而不是去粉饰与遮掩;对初入藏区迎来的不是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而是质疑与挑战,是在长期的接触中慢慢改观的这一史实客观小心寻求依据,对初入藏区所遇到的来自藏区的挑战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展示,等等。本书虽以藏区为落脚点,也间有涉及藏区内其他少数民族支援红军或直接加入红军以及党所领导下的少数民族政权事例,这一方面仍可继续挖掘,从而尽量勾勒一个全面的藏区军民互助长征的画卷;其次,既然是红军长征在藏区及当代启示,那么也应该注重对藏区时人的回忆与心理发掘,甚至搜集国民党统治区方面的资料,如历史档案等,来佐证红军长征的相关论题,即“自证”之外寻求“他证”[21],从这方面来讲,藏区的红色记忆还有可发掘的空间。

    总而言之,《红色记忆》的问世,是通过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历史,重建红军长征史的最新尝试,对于长征区域性课题研究而言又多了一部重典与基础性史料;从反对外来势力入侵、争取民族平等而言,《红色记忆》是传承红色记忆的最新努力;从民族关系研究而论,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实践反映了汉藏民族密切联系之古今一贯,近代以来藏区同胞抵御外辱,并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群体之一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进入新时代是历史之必然,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长征恰是汉藏人民摈弃前嫌,携手共进的一个契机,因此,《红色记忆》一书又是重温血浓于水的民族友好情感的最新成果。

    长征远矣,其志犹新。作为藏学、区域社会史、“长征学”研究的最新著作,《红色记忆》一书复原了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在藏区的光辉历史,率先从藏区回应的角度重新诠释了长征在藏区的历史使命,荟萃当事人的亲历史料便于后续的研究,这既是本书梳理长征历史脉络的学术贡献,也是传承藏区红色记忆在当代的责任担当。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历程一隅的回顾总结,更是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精神动力需求,以及回应当代民族政策适应时代发展的最新诉求之一。长征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对于中国的今天和美好未来,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2],长征在藏区的丰功伟绩与民族情谊,必将鼓舞中华民族在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大路上奋进。

 

[作者简介]黄源,女,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成都  610101

 

 

 



[1] 本文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2017年度重点研究项目“‘长征学’的研究及其当代启示”(课题编号:20170103)阶段性成果。

[2]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79年,第180页。

[3] 于安龙:《藏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第98103页。

[4]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5] 同上,第10页。

[6] 王海燕、喜饶尼玛:《试析四川藏传佛教僧人支持红军长征的重要因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3336页。

[7]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33页。

[8]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63页。

[9] 同上,第75页。

[10] 同上,第150页。

[11] 同上,第147页。

[12] 王川、朱晓舟:《藏区社会30年代支持红军长征及其重大意义》[J],《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3] 于安龙:《藏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第98103页。

[14]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190页。

[15] 同上,第202页。

[16]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78页。

[17]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218页。

[18] 同上,第224页。

[19] 同上,第223页。

[20]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252页。

[21] 石硕、王丽娜:《本土视角与他证史料:任乃强记叙红军长征过藏区的文本考察》[J],《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第1826页。

[22] 黄维忠等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第285页。


上一篇:藏戏研究的新收获——读《西藏藏戏形态研究》
下一篇:

 相关专题:

·专题1信息无

·专题2信息无
 
  热门文章:
 · 《中国藏学》投稿须知[6262]
 · 参加2013年法兰克福书展[2930]
 · 《中国藏学》注释规范[2417]
 ·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开创藏学[1727]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相关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相关评论无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


版权所有:Copyright 2013       中国藏学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31号 邮编:100084 电话:010-64895602
京公网安备1101080039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