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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黄明信先生在国图

  发表日期:2017年8月25日   出处:《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    作者:王梅堂     

回忆黄明信先生在国图

王梅堂

 

      一、选择北图

     黄明信先生在《我与图书馆》一文中记述:“1979年我平反以后被调到北京图书馆。”但在他调动的过程中有鲜为人知的故事。黄先生是于道泉先生的老友,他从于道泉先生那里获知北京图书馆民族语文组收藏的藏文古籍在国内甚至世界上是最全、最丰富的。于道泉先生希望黄先生到北图,并积极向北图推荐。然而黄先生平反以后,便由民族出版社安排到图旺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室,时在成都。由此可知民族出版社欢迎黄先生回社工作,国家民委也说如果不想回出版社,民委可以安排。黄先生经过深思,接受于道泉先生的建议,认为如果继续留在民委系统工作,便不可能在民族语文组的藏文书海中开拓视野、专心致志为藏学文化事业研究服务。在民族出版社虽有他自己熟悉的工作,但难免一些行政干扰。黄先生说他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无欲无求,只求以书为伴,使文化得到积累,文化素养得到提升,民族语文组虽小,但藏文化典籍丰富,是实现他的初心,研究藏族文化、佛学最佳之处。于是坚定地选择了北京图书馆。北图也决定调入他,但从19797月收函,到黄先生来北图上班,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藏汉大辞典》编纂室不放人,称《藏汉大辞典》是国家重点项目,黄先生有渊博的藏学知识,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编纂工作还离不开他,请北京图书馆支持。由此可知黄先生在藏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地位。

    黄先生调入北图,但还在成都《藏汉大辞典》处工作,他的户口转入北图集体户,以便领取粮票、棉票、布票等。组里按月给黄先生寄去,有一次黄先生来信说所寄粮票的信封没封口,幸好没发生意外。在馆领导的关心下,黄先生虽还在成都,但在1980年给黄先生分配了住房。1982年又将其大学毕业的女儿调在身边,显现了领导对人才的重视与关怀。

 

    二、畅游书海,编目创新,带领新人编著条例

    黄先生的到来使民族语文组业务在各方面都得以顺利开展,在馆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业务从原来的编目保存开始向一条龙过渡,队伍逐渐壮大,尤其对民族古籍的抢救复制、采访进展顺利。藏文摊[1]成为民族语文组在业务建设中向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民族文献资料收集信息中心的一块试验田。黄先生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倾注心血,在对馆藏初步掌握后,便用一定的精力投入到了解全国藏文典籍的布局上。他拜访学者,还不惜于花甲之年借到西藏拉萨参加“西藏天文历算学会”第一次会议之机,广交朋友,获悉更多文化信息。会后到西藏档案馆、罗布林卡、布达拉宫了解藏文图书的收藏情况,考察藏文典籍之特点。如在布达拉宫,黄先生不惜年高,4次爬上布达拉宫顶层,查到藏文《大藏经》,因序文和目录没有找到,只好任取一部拍了两页书影留存,却发现了《历象考成》藏文译本的最后一函,这是康熙五十四年北京刊版,印装精致。这不仅表现出黄先生对了解藏文收藏布局有强烈追求精神,同时显现了黄先生具有深厚藏文和藏传佛教的功底,及对藏文典籍的熟悉。

    黄先生7月回京,8月去青海塔尔寺印经院商讨购置塔尔寺的一套藏文《大藏经》事宜,以补充馆藏。又到甘肃省图书馆查看敦煌藏文卷子。因我馆有拉卜楞寺之典籍目录,又到拉卜楞寺了解藏文典籍的现况。这时已到9月底,天凉衣少,他才回北京。黄先生这种为事业吃苦勤奋,追求进取的精神,感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他渊博的知识,广博的信息启迪着我们,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我们的事业心。

    黄先生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他对图书馆事业,对年轻人的启迪怀有一颗炽热的心。在藏文图书的编目中,他先后给新人讲解藏文古籍与汉文古籍的不同之处,详细介绍馆藏的德格版、纳唐版、北京版等版本以及资料的学术价值。在编目中既保持原来的排架顺序,以便随时利用,又要考虑如何使读者检索方便,由此他要求年轻人要多读书、勤思考、探索创新。他带领藏文摊,参考国外对藏文《大藏经》的整理以及研究成果,编了3套目录以供读者使用,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汉藏两种文本的《北京图书馆的藏文古籍编目条例》,在《中国藏学》刊发后引起了藏学界的关注。这是民族语文组第一个成文的编目条例,也是藏学界的首个“编目条例”,对藏有藏文古籍的单位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编写过程中,扶持了年轻人,培养了人才,因成绩突出,藏文摊先后两年被评为馆里先进集体。其中先进个人有彭学云,现在是民族出版社汉文编辑室终审(研究员),另一名丹珍卓玛也已成为西藏图书馆业务骨干、副馆长,都成为了藏学事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赢得敬仰

    黄先生在藏学文化圈的影响很大,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前来交流,如美国世界宗教所沈家桢先生希望建立交换关系,他们主动提供他们的目录卡片,请求我馆提供德格版《丹珠尔》。美国圣母大学特藏部主任安东·马辛通过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万喜将西夏藏文手稿翻译出来,因手稿为草体,美国多名学者无法辨认,特请黄先生帮助。还有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学者来馆与黄先生交流。

    在国内之学者,几乎月月都有来访者。其中于道泉先生来后除了介绍国外藏文的出版信息,还讲德格版《大藏经》印刷源流。他说:德格版书内有白玉寺、八邦寺的书,是1958年古籍,当时和苏联关系不好,从苏联购书断绝,馆里有部分钱,才将印德格版经提上日程,印纸是从北京买的,因买的纸多,有的部数印得多。另外中央民民族大学的藏学教授王尧等也是常客。他们来,也是提供国外藏学研究成果信息,但主要还是利用我馆文献。

    出版界请黄先生审核书稿,如文物出版社主编请黄先生审《布达拉宫画册》《塔尔寺》等书,民族出版社及地方出版社向黄先生邀稿,他考虑图书馆民族语文组整理任务重而暂时谢绝。但对事关民族文化教育的事都尽量满足。如青海民委干部郭敬亲来馆请黄先生赴青海参加藏文数学名词规范化定稿审定会,一切费用等由青海承担,说明黄先生在藏族文化界的地位。

    黄先生每年都接到学术会议邀请函,他忘记自己已近古稀之年,凡是决定参加的学术会议,必写有价值的论文,绝不敷衍应付,而是写出史料丰富、考证精准、具有新意的文章。如在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上提交的《时宪历交食推步术在蒙藏》,西藏天文历算学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述《时论历的科学原理》,引起学者关注,参加会议的学者陈久金先生主动提出和黄先生合作撰写《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此书用汉藏两种文字出版,藏文部分由黄先生承担。

    黄先生在工作上尽心尽力。他帮助民族宫图书馆编辑《民族宫图书馆馆藏藏文文集总目录》,除了具体书目外,还撰写了汉藏文序言《藏族文献目录学的传统与发展》。民族宫图书馆馆长李久琦说要署黄先生之名时,他都要求署北图之名,民族宫非常敬佩黄先生淡泊名利之精神。黄先生在民族宫工作期间,还校订了孙文景先生编辑的《藏传因明学典籍260种经眼录》。对我们本组的同志更是具体指导,和申晓亭同志合撰《〈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说评议》。他觉得藏族历史人物的年代是了解历史不可缺少的,便指导谢淑婧用藏文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为查找资料提供方便。黄先生曾应善本组要求,浏览过国图所藏的敦煌藏文写卷209件,粗读一遍,判其题名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不过并没进行深入研讨。当东主才让来民族语文组工作后,他希望东主才让详细阅读、深入研究,于是指导东主才让撰写了《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一文。

    在如何撰写论文上,黄先生要求选题要新,文中史料要丰富,观点要有新意。有一次一同志送来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古文献概述》的文章,要我请黄先生审阅。黄先生认真阅读后,指出三点意见:一是文不对题,二是抄录汇辑,三是词句不适。由此可知黄先生对写学术论文的严谨态度。

    黄先生的佛学功底深厚,对宗教文献的收藏非常重视。组里从西双版纳购得一批傣文贝叶经后,非常高兴,尤其知道又将有一批时,他更兴奋。当获知有的领导说可供参观使用而不愿购买时,他说这就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重视,缺乏学术远见,也是对国家图书馆方针文献全、国家书库的理解不够。他指点我请中央民族大学傣文教授张公瑾先生出面向馆里介绍傣文贝叶经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是小乘佛教的重要文献,希望馆里不要错过这次良机,最终完成了这次购买。

    黄先生对民族语文组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希望能建成藏学文献的信息资料中心。我们纪念先生,就是要有方向,有目标。学习他精进修业、服务的精神。像他一样,书海畅游,使自己的文化积累更丰富,文化素质得到提升,适应学者对图书馆的要求。

 

    四、欣慰与遗憾

    我退休后看望黄先生,聊天中,他说:“我这一生最欣慰的是在花甲之年在北图实现了我的初心。在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我为图书馆做了点实事,为藏学事业的拓展出了点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如今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如丹珍卓玛现为西藏图书馆藏文图书的业务骨干、副馆长。彭学云去民族出版社后,已是编审,主持汉文稿件的终审。虽不是藏文,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者,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者,是出版界新的少数民族学人,对他们的成长感到欣慰。唯一遗憾的是民族语文组最后一位干部退休以前没配备藏文干部,又一段时间无人编目藏文,工作断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算作一点遗憾吧。” [2]


 

[作者简介]王梅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退休干部。(北京  100081

 

 

 



[1] 藏文摊:主要负责藏文书籍整理编目工作。

[2] 编者按:现在民族语文组有两位从事藏文编目的人员,其中一位是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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