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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求实、以学为业——纪念黄明信先生

  发表日期:2017年8月25日   出处:《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    作者:柳 森     

谦虚求实、以学为业——纪念黄明信先生

 

 

    黄明信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藏学界的一大憾事,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因专业调剂,我有缘初入藏学研究之门,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即已久闻黄先生大名,也曾认真拜读过黄先生大作,但直至2015年春节前夕,才因陪同领导前去慰问之机,有缘得见黄先生本人。清晰记得那时,黄先生悠然自得地倚在床边,旁边还有那台他每天用来记录梦境的笔记本电脑,黄先生面带微笑,问我师从何处。如今,黄先生驾鹤仙逝,而其微笑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黄先生学问宏深,非我之浅学所能评判,且自黄先生逝世以来,已有多位同事专做追忆共处文章,因此,我仅做此拙文,以表景仰之感、悼念之忱。我觉得,作为供职于古籍馆民语组的后辈,我需要向黄先生学习之处不胜枚举,不仅应学习其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做人之法,还要学习其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的为学之术,更要学习其与时俱进、老有所学的生活之道。

 

 

黄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于一个矢志不渝的学者来讲,谦虚谨慎是必不可少的成功要件。黄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分别就读于北师大蒙养园、女师大附小、男师大附小、北师大附中、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其教育求学经历令人称道,但黄先生对此却从未沾沾自喜,而始终低调从容、从不夸耀。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黄先生虽风趣幽默却谨言慎行,其清华校友、美籍医学家林从敏评价道:“在清华园二、三年级的两年中,我与明信每日皆有接触机会,他慎言谨行,非但不是北京俗语所谓的‘聊子’,而且是言之有物、持论有据之人。原来南开同学们所谓之‘聊子’只是他轻松、游戏的一面,而他严肃的一面是对史实的追求。”[1]

黄先生从事藏学研究,并在藏族天文历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其成果为学界广泛赞同,他却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之风。黄先生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的室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致黄先生的信中言及:“谈到你的《西藏的天文历算》,仅仅读了‘概况’之后,就知道你的天文历算的通识是坚实的,能把基本道理明明白白地讲出,这当然更表现在你的专识中。总之,我们同屋两年,借此机会对你作一总的评忆,全是肯定的。希望你把写作计划全部予以实现。”[2]对此,黄先生在致林从敏的信中自评道:“信中对我所赞美者已是半个世纪以前之事,五十年来‘藏学’已经蔚为‘显学’,后起之秀,国内国外数不胜数,研究的领域日益宽阔、深入,早已超过我的成绩。我现在仍特别受到尊重的只有‘藏历’一门了。我还有资格对各种辞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藏历’条提出批评。所以我的三册《藏学文集》(转送给国会图书馆的居密,我赞成)里有两册都是关于藏历方面的,其他方面的较少,与各方面对我的期望相差甚远,非常惭愧。这是实情,并非过于自谦。”[3]由此,黄先生谦谦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同时,通过刻苦研学,经由辩经环节考取“绕绛巴”学位,这足以证明,黄先生的藏文水平在汉族学者中已属翘楚。1950年,黄先生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从事翻译工作,1951年,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从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藏文文稿翻译工作,此后还担任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藏文翻译组的主持人之一。1953年起,调入民族出版社工作,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参与整理《五体清文鉴》,主持编纂或参编《格西曲札藏文辞典》等藏语字典多部,其藏文水平可见一斑,但黄先生却对此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从不炫耀。对于黄先生这种谦虚谨慎的性格,何炳棣先生在信中写道:“总之,我要一份(应不限于一页)你的履历。我准备在下期十级通讯中,专写你一篇。我因193738[年]在上海光华借读,不太了解你决心习藏文的经过。不要对藏文的修养水准太谦虚,讲实话最好。有关藏历和大英博物馆的邀请修正文章等等,我都准备公诸于世,并代催问何以《吐蕃佛教》尚未刊出。有暇可能致任继愈一信代你催催。”[4]此外,在同事们的记忆中,黄先生总是安坐在办公桌前,从事业务工作与个人研究,并对年轻同事的请教总是有问必答,但却从未因熟谙藏语文而“逞强称能”“刻意卖弄”。黄先生作为一名学富五车又历经风霜的学者,又怎会以那种低幼的方式来彰显文化个性?谦逊的黄先生终归是一位学术研究大家,而不是一名沉迷于语言学新鲜感的译者匠人。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黄先生在拉卜楞寺求学并获得“绕绛巴”学位的“传奇”经历,始终为学界及友朋所津津乐道,但黄先生却在此炒作与浮夸之风渐行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做到了“实事求是”、不为所动,这一点尤为可贵。身为汉族学者的黄先生,从未因其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8年学法的非凡经历而沽名钓誉,更未因其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绕绛巴”学位的不凡成绩而四处宣扬。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网络知识体系扩展,民众对多元文化的关注愈发热烈。一些大中城市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以“神秘”的藏传佛教为文化符号代表的“藏文化热”。虽然其中也出现了一小部分人将崇信活佛视为文化时尚且略带盲目性的“活佛热”,但这确实是一个外界不断增进对藏传佛教了解的有利契机。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年近百岁的黄先生并未因其在藏传佛教寺庙的传奇经历而“自恃其才”,更未像极少数所谓的“权威大家”因热衷名利而依仗年高,对外界的一些无知式的曲解与夸张式的宣传而故意“装聋作哑”并“坐收渔利”。

对于19401948年在拉卜楞寺的经历,黄先生始终秉笔直书。一方面,黄先生直言其入寺学习,并非是因为超脱俗世、心血来潮或“博得关注”,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藏文、了解藏传佛教,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生计方面的考量。对此,黄先生写道:“我去拉卜楞不是为了信仰:第一,李安宅的研究毕竟从寺外,再深入必须从寺内。第二,经济,中英庚款的收入主要来自粤汉铁路的投资,战争时期,收入锐减,研究补助费停止,我的计划落空,就此撤退,于心不甘。当地就业,不能专心学习、研究。入寺后的收入,还勉强能维持生活继续学业,于是受戒出家,进入寺院。”[5]另一方面,对于外界不甚了解甚至曲解其考取该寺“绕绛巴”专业学位一事,为了消除误解,黄先生毫无隐晦地予以明确澄清:“我看有一个地方介绍我说我考过‘拉然巴’,拉然巴在拉萨是最高的学位,他们以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在拉卜楞8年,一定是得到了最高学位了,其实不然。拉卜楞的学位跟拉萨不大一样,拉萨那儿是拉然巴、措然巴、林赛、朵然巴,四级。拉卜楞那儿只有两个,一个叫绕绛巴,一个叫朵然巴,朵然巴在拉萨的话是第四级学位,比较低的,在拉卜楞呢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叫朵然巴呢,是指台阶,要经过二三十年吧(待位)。‘绕绛巴’这个名词,翻成博士是最合适的,是广博、渊博的意思,可是不能翻成博士,翻成博士就误会了,以为跟西洋的博士一样,所以我就用绕绛巴这个名字。”[6]由此,我们不仅见到了一位百岁老人的淡泊名利与坦荡胸怀,更看到了一位学者大家谦虚谨慎与实事求是的做人之法。

 

 

       黄先生为学融会贯通、博采众长。黄先生在藏历研究方面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但他却谦虚地对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为“夹生”。他在自述中写道:“我一生作学术研究,研究的成就自评两个字——‘夹生’。我从全国最知名的两个大学之一的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藏传佛教的重镇拉卜楞寺学习8年,这个学历足够欧美学历的‘博士后’(硕士2年、博士3年、博士后2年,共7年)。其后又在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国家图书馆民族语文组做研究馆员,都是文化单位,按说我对于藏族文化的研究应该有较高的成就,但是惭愧得很,我的所谓研究成果总的说来是夹生的。即以我晚年知名度较高的藏历方面我也并未完全吃透。”[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先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黄先生之所以能在藏学界少有人涉足的藏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正是得益于其为学的融会贯通与博采众长之术。

藏历直译为“算明”,是小五明之一,狭义的“藏历”是指藏文的历书,可分为两类,一类相当于精密年历,一类相当于民用年历。其中,精密年历属时轮系统,民用年历则是印度时轮历和汉族时宪历、黄历以及藏族农牧谚语的混合体。广义的“藏历”则包括天文历法、教历、五行占、音韵占等内容。其中,天文历法部分包括从印度引进的时轮历和从汉族引进的时宪历。诚然,藏语文是藏学研究的入门之钥,但藏历研究是一种交叉学科,欲对其开展研究并取得成果,仅仅依靠熟谙藏语文是远远不够的,在熟悉因明学的基础上,还必须同时涉猎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天文、历算等多种学科知识。显而易见,这对于一名“半路出家”的汉族学者来讲,是多么大的困难与挑战。

黄先生受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先生指引,前往拉卜楞寺潜心学法,其藏文、因明学基础均来自于当时的专业研读,同时,黄先生注意兼收并蓄、活学活用,这在其早期求学阶段即已有所积累。一方面,黄先生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这为其从事藏历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对此,黄先生回忆道:“初中那个时候对数学大家特别有兴趣,放学以后,可以回家了,大部分人都不回家,就在教室里头做习题,习题做完之后,有人再从别的书上找出题目来,写在黑板上,大家就去做那个题目。我也是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我后来搞藏历研究和这就有点关系……师大附中数学我刚才讲了特别好。整个学校有一种风气大家都喜欢数学……我在南开中学学得不错。”[8]另一方面,其时清华大学具有多元的学术氛围与灵活的素养训练,对此,黄先生说:“清华历史系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蒋廷黻,他主张学历史不要太窄,基础要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得要有基础,所以我学过《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制度》。”而这正为黄先生日后形成涉猎广泛、海纳百川的学术风格,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引导与外部环境。

黄先生正是有了前期相对广博的专业积累,才为日后的专业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必要的基础。机缘巧合,黄先生“剑走偏锋”,选择了藏历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藏汉大辞典》的编纂过程中,编者又遇到了翻译人员不懂专业、专业人员不识藏文的老问题,于是,编者找到了刚刚结束20年“强制劳动”的黄先生,“我想,我的藏语好,当年数学基础也好,应该能够解决,就毅然承担下来”[9]。以此为契机,黄先生在藏历研究方面不断深入,但他并未闭门造车、自我封闭,而是联合著名天文史学家陈久金先生,以更专业、更精准的视角,于1987年出版了汉藏双语《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黄先生对其藏历研究的感悟是:“要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有所成就,最好自己对那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些深入,最好与其专家结合,单靠懂得藏文和一般的常识是不够的。”[10]诚如其言,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可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多元、迅捷,而跨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亦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个人的研究能力与时间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自觉的行动,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由此,黄先生的这句感悟对于广大学者尤其是年轻学人来讲,既是肺腑之言,又是经验之谈。

 

 

黄先生生活与时俱进、老有所学。自从来到民语组工作,听闻同事们谈起黄先生,每每提及当时他年近耄耋,仍积极自学计算机网络知识的经历。对此,据前同事彭学云先生回忆:“大概是1988年前后的某一天,先生的办公室一上午都无人,这在先生来说是少有的事。下午上班时,先生来了,我问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先生笑答:‘我在学打字呢。’那时,一般称电脑为计算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见过的人很少。听先生说,他买了台‘286’计算机。从此后,先生的研究著述全是自己在电脑上完成录入、排版、修改,直到今天仍是与互联网相伴。”[11]

也许是受到于道泉先生的影响,黄先生对新鲜事物尤其是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效率的新技术并非固守传统、僵化排斥,而是与时俱进、进取不息。同时,黄先生还建议同窗何炳棣先生学习电脑操作,时年88岁的黄先生在致何先生的信中说:“现在印度的中学教师可以通过电脑给美国芝加哥的中学生改几何学作业,我想你在美国是有办法得到这些信息的,电脑computer的功能极大,我们所需要用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键盘与英文打字机一模一样,学会它并不困难,我能学会,你肯定能学会。即使你自己不会,找个人替你也不难。而且一张小小的光盘就容纳了全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其搜索的功能等于有了很多索引,非常方便。建议你试试。”[12]

此外,黄先生不仅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专业资料、浏览新闻信息,同时,他还熟悉网购。黄先生家中本无其父黄立猷先生著作,“2011年却从电脑网上购得台湾影印的《石刻名汇》,再加购2册,送给二姐和书琴作为纪念”。[13]同年,已94岁的黄先生在《〈五十四年絮语〉续尾》一文中说明对个人藏书处理意见时,还提及一家当下著名购书平台,即“图书馆不留者,可交给孔夫子书店,如果有人在他们那里,看到某一种书,有兴趣,不论价钱高低,哪怕是白送,都可以。物得其主,比化为纸浆好。”[14]由此,黄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与时俱进、老有所学的生活之道,着实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并继续传承。

如今,黄先生离开了我们。怀想黄先生生平,我体会了一位百岁老人过尽千帆却甘于平凡的风雨人生,更感受到一位学者大家自强不息又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采。无论是做人、为学、生活,黄先生都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想见黄先生年近期颐依然思考不息、笔耕不辍、学习不止,心中不禁景仰、难免凄然。黄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其扎实的学术著作,还有不懈的学术追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此,我深切缅怀黄先生,并将黄先生赠予我们的精神财富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

 

[作者简介]柳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081

 

 

 



[1] 林从敏:《记知友黄明信》[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66页。

[2] 《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79页。

[3] 同上,第86页。

[4] 同上,第83页。

[5] 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24页。

[6] 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29页。

[7] 同上,第66页。

[8] 同上,第1516页。

[9] 同上,第37页。

[10] 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38页。

[11] 彭学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庆贺黄明信先生九十九华诞》[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75页。

[12] 《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8384页。

[13] 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7页。

[14] 黄明信:《专忆》[J],《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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