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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文化·加德满都论坛综述

  发表日期:2017年8月25日   出处:《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    作者:本刊记者     

中国西藏文化·加德满都论坛综述[1]

本刊记者

 

    201766日—7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尼泊尔阿尼哥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西藏文化·加德满都论坛”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藏研中心副总干事安七一、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拉、尼泊尔前总理尼帕尔、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主席塔姆、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尼泊尔各界人士以及旅尼友好藏胞等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一、开幕式致辞

    6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雪山牦牛酒店隆重举行。藏研中心副总干事安七一、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拉、尼泊尔前总理尼帕尔、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主席塔姆先后致辞。

    藏研中心副总干事安七一在致辞中指出,藏研中心自1986年成立以来,已成为藏学的研究、文献、出版、杂志、网络、展示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及813900万字《西藏通史》的编纂工作已完成,现正计划用15年时间出版藏文文献典籍《中华大典·藏文卷》。参加本次论坛的藏研中心专家学者许多都成长于中国的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他们一直致力于西藏及四省藏区的研究工作。希望藏研中心的专家学者们与尼泊尔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一起,围绕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问题进行开放而坦诚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强调,中尼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佛教是中尼两国交往的重要媒介。这次论坛以西藏文化为主题,中方从各方面介绍西藏,尼泊尔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尼文化渊源,希望论坛深入交流探讨,形成丰硕成果,让尼泊尔民众了解当今的中国西藏,也让中国民众了解中尼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促进人心相通,巩固中尼友好的社会基础。

    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拉在讲话中指出,中尼两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中国西藏的发展对尼泊尔来讲意义深远。本次论坛的举办,为中尼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

    尼泊尔前总理尼帕尔回顾了其本人从1981年以来多次访问中国内地和西藏的经历。他指出,今天西藏的翻天覆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作为中国的邻国,每一个尼泊尔人都希望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繁荣。相信本次论坛的举办,对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及促进两国学者之间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主席塔姆在致辞中指出,西藏是离尼泊尔最近的中国领土。但是今天参加论坛的尼泊尔学者大部分都没有去过西藏,只能从佛教和一些文化现象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相信通过与中国学者们的直接接触,尼泊尔学者们能对当代西藏的情况有更多了解,从而进一步探讨在新时期、新环境下如何加强与中国西藏的合作。

 

    二、大会主旨发言

    开幕式结束后,两国学者围绕佛教、社会民生、艺术、医学、科研成果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现将各位学者的主要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一)佛教

    在本次大会主旨发言中,共有11位学者谈到了中尼佛教文化关系、佛教及藏传佛教等相关问题。

    1.中尼佛教文化关系  尼泊尔蓝毗尼开发委员会秘书长Ajitman Tamang 的发言题目是《尼中民族佛教文化关系》。他指出中尼关系可追溯到约五千年前。尼泊尔对中国天文和占星实践的研究、加德满都河谷起源的神秘历史与文殊菩萨、五台山的密切关系、史前石器时代的兵器可追溯到中国北部戈壁大沙漠以及两国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石窟文化,无不说明尼中两国之间一直都有密切的关系。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Surendra Man Bajracharya博士作了《尼中关系与佛教文化圈》的发言。他指出,近年来,佛教圈一直是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诸多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讨论试图通过利益关系来划定佛教圈。但事实上,早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并毁掉大量佛教寺庙之前,佛教圈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就盛行了。Surendra Man Bajracharya博士在详细阐明中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了为各方利益复兴佛教圈的必要性。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Gautambir Bajracharya博士作了《中国僧人在认定蓝毗尼历史中的作用》的精彩发言。Gautambir Bajracharya博士指出,早在公元前217年由阿育王派遣的一队达摩传道师就在中国传播佛教,但直到公元62年(汉明帝时期)中国才正式引入了两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此后,公元1世纪大约有169组僧人从中国到佛陀的诞生地朝圣。7世纪时,中国著名的僧人玄奘到佛祖诞生地蓝毗尼朝圣。这些僧人朝圣过程中的游记见闻为解读蓝毗尼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藏传佛教  藏研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拉先加博士报告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及其历史定制》。他指出,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于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创。16世纪中叶格鲁派开始采用后,将其形成制度并影响了整个蒙藏地区。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普遍采用,其在灵童寻认、坐床等具体操作方法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完整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活佛转世最终形成了以宗教仪轨以及以金瓶掣签和中央批准为标志的历史定制。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且只有中央政府才对金瓶掣签制度拥有管理权。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Basant Maharjan学者的《从外部视角看藏传佛教》,指出了对藏传佛教的一些不正确看法。如藏传佛教的传统主要集中在金刚乘佛教宗派,西方学者将西藏地区盛行的佛教命名为“喇嘛教”,而在尼泊尔被翻译为“喇嘛佛法”,这是不恰当的。

    3.尼泊尔的佛教研究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Dharma Sundar Bajracharya介绍了《加德满都谷地Nepālamañḍala的僧侣》。尼泊尔的古代史始于佛陀时期,止于李查维(Licchavi)王朝(879A.D.)。根据李查维时期和中世纪文献记载,佛教比丘和比丘尼僧团在此时出现。到13世纪,僧伽在加德满都谷地衰退。目前尼泊尔存在着4种不同的僧伽团体。但现在的僧伽与古时的完全不同,只有拥有家室的僧伽,而早已没有了独身的僧人,这直接导致了参加尼瓦尔佛教祭仪的僧伽中没有真正的僧人。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Milan Ratna Shakya报告了《佛教神话中的KSEPU象征》。他指出,大部分佛教庙宇门廊上面都有拱形的鼓室陀兰那佛塔牌坊Torana,大门上有食蛇者天资的  Kepu凸出的头部。它标志着虚空和智慧的有限性,它的美学源于渗透于加德满都的早期佛教、印度教传说中的祭仪。而鼓室中神圣的融合代表了秘传的占星灵感中的风水(Fei-Sui)二元素。

    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小乘佛学院Ven.Monk.Dharmagupta住持作了《四种个体》的精彩发言。他指出,佛教认为每个个体有它们独特的行为举止和辨别生活中优点缺点的文化本能。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Sanjay Shakya介绍了《帕坦中关于莲花手观音即观世音菩萨的宗教信仰》。他指出,艺术之城帕坦拥有众多巴哈斯与巴喜斯寺院,其建筑主题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过渡时期,许多寺院得到了翻新。其中,Kwā-bahā寺院中的观音画像见证了从这一时期直到帕坦被命名为Mānigal的这段历史。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Shrijana Devi Shakya的发言题目是《尼泊尔钵盂(Gulupā):佛教受戒的象征》。他主要介绍了一种佛教钵盂Gulupā。该钵盂是为获得感知冥想和智慧而受戒的重要象征物,表明一种超自然的要素和虚无存在于空性(Śunyatā)即虚空的底部。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Saraswati Rashmi Shakya博士介绍了《慈悲的救主:度母》。她指出,度母崇拜在大乘佛教和密教中广泛存在。度母是一位终极救护者,她以无量的慈悲现身救助需要救度的人们。度母有无量的化身,其每一种化身都依据所显示的形象以及她意图救度的众生而不同。

 

    (二)社会民生

    尼泊尔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西藏及四省藏区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双方都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民生改善问题。本次论坛中,来自藏研中心的6位专家学者就西藏及四省藏区的社会民生问题进行了发言,他们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对西藏及四省藏区近些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介绍,为尼泊尔学者提供了很多经济发展的经验,受到了与会尼泊尔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社会经济研究所格桑卓玛副研究员从宏观角度报告了《西藏精准脱贫的方略与成效》。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中国政府作出庄严承诺,将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按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的标准,在2020年消除贫困人口。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现实的时期,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西藏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采取精准脱贫这一方略,通过多样化的扶贫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旦正才旦助理研究员则从微观角度报告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农牧民扶贫研究》。日喀则市吉隆县是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边境地区,吉隆县的精准扶贫使吉隆县各贫困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和以往相比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在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农牧民的脱贫能力。

    当代研究所的拉加当周博士以《青年完玛的创业实践与藏靴的重生》为题作了发言。他讲到,在党和国家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大背景下,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很多藏族青年纷纷加入了创业谋生的行列。藏族青年创业脱贫的现象、藏族传统手艺“藏靴”的重生以及完玛创业的〖BFQ〗事例,正是党和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在藏区落地生根的具体表现;是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推动下,进行自我调适和革新成功得以保护和传承的集中反映;也是藏族青年一代通过国家扶持和自身努力,〖BF〗改变命运、梦想成真的生动写照。

    社会经济研究所陈默副研究员为大家带来了《西藏义务教育发展现状研究》的精彩发言。他指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西藏的义务教育工作,在政策和资金上一直给予西藏大力支持。“三包”经费逐年提高,2016年生均达3240元,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全面启动。在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的援助下,西藏从1959年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到今天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青壮年文盲率由1959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0.52%,学龄儿童入学率由不足2%提高到2016年的99.16%,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8年。这些都说明了西藏的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历史研究所的邱熠华博士作了《高原天路:青藏铁路对西藏经济的影响》的发言。她指出,青藏铁路的开通填补了西藏没有铁路的空白;带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巩固了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沟通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尤其在抢险救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历史研究所的梁俊艳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尼贸易发展述论》的发言。她指出,早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就与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有着密切的往来,历经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双方交往交流从未中断。发言在对1954后中尼如何建交、互设领事及签订协议的过程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樟木口岸和吉隆口岸的贸易,论述了中尼边界贸易在几个不同阶段特别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发展状况。

 

    (三)艺术

    本次大会发言中有4位尼中学者围绕着两国的艺术研究进行了发言。

    藏研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当增扎西研究馆员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唐卡传承为例》的发言。他回顾了中国政府推进的、旨在保护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西藏自治区4个唐卡画派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和政府采取的各项保护措施;3位国家级唐卡“非遗”传承人所开展的传承活动以及“非遗”管理部门开展的有关唐卡的传承活动,并探讨了政府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对西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积极意义。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Bishwa Shakya学者的发言题目是《帕坦Okubaha的建筑案例研究》。他指出艺术之城帕坦拥有众多巴哈斯与巴喜斯寺院,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保存完好的帕坦杜巴广场东南的Okubaha

    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Naresh Shakya博士报告了《尼瓦尔艺术对藏族绘画传统的影响》。他指出,尼瓦尔人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艺术成就,他们曾远赴中国西藏、敦煌等地传播尼瓦尔风格的艺术。因此在14世纪和15世纪前后,藏族地区卷轴画的风格被称作尼瓦尔风格,以表明这种风格源于Balpo,即加德满都河谷地区。西藏的夏鲁寺、扎塘寺、青海的塔尔寺等寺庙壁画也明显受到尼瓦尔艺术的影响。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尼瓦尔艺术对藏族绘画传统有着很深的影响。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Puspa Ratna Shakya讲师则向大家介绍了《尼瓦尔佛教生活中两种乐器Gulā和Payetā的本质》。他指出,尼瓦尔王国是典型的佛教印度教国家,这里的人民弹奏着“Gulābājā”和“Payetābājā”两种乐器,它们在各种重大的节日和佛教仪式及参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佛教文化的遗产,亟需我们的保护。

 

    (四)医学

    藏研中心藏医药研究所仲格嘉研究员报告的是《中国的藏医:现状和展望》。他指出青藏高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防治疾病的医学实践。藏医正是在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藏医,仲格嘉研究员从政策、医疗、教育、科研及产业5个方面对中国藏医药的发展及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行了介绍,并对中国的藏医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藏医药研究所罗辉助理研究员则报告了《四川省石渠县包虫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实践》这一个案。据统计,四川石渠县的包虫病患病率达14.99%,为了消除石渠县的包虫病疫情,中国政府于201512月开始,通过全面健康教育、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开展人群筛查、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等措施开展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藏研中心于20171月组织医学和社会学相关专家学者赴石渠县调研,发现石渠县防治包虫病的工作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综合防治的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20173月起,石渠模式已经被中国政府推广应用到国内其他包虫病高发地区。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佛教研究所的Surendra Kumar Shakya则就《佛教医学与古代医疗工作者》进行了发言,指出了佛陀教义与现代医疗保健、佛教医学及古代医疗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佛经中记载的针对健康人群的强身健体方法以及当今人类如何从佛陀教义中获益以及战胜各种疾病的案例。

 

    (五)重大藏学研究成果

    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近些年来中国的藏学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研究成果。为此藏研中心的2位学者向尼泊尔学者展示了藏研中心完成的两个重大藏学研究成果。

    在《藏学界的一部鸿篇巨著:〈西藏通史〉》的发言中,梁俊艳副研究员对由藏研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级重点课题《西藏通史》进行了介绍。她指出,《西藏通史》是由来自国内30个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94位专家学者耗时14年完成的,全书共813850余万字。这是国内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在编写《西藏通史》的过程中,专家学者们还出版了《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等一批科研成果。

    藏研中心图书资料馆索南多杰助理研究员则介绍了《中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对勘本的出版意义》。藏研中心组织诸多藏族学者和工作人员历时20年,完成了中华藏文大藏经108卷《甘珠尔》对勘本及124卷《丹珠尔》的对勘出版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中国政府对保护藏族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也是藏研中心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

   

    三、论坛特点

    本次“中国西藏文化·加德满都论坛”是时隔10年之后,中尼两国学者的再次相聚。论坛为中尼两国学者提供了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让两国学者对双方的国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促进中尼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届论坛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本届论坛层次更高;二是参与范围更广;三是论坛议题更加务实,讨论交流更加深入;四是参加本次论坛学者都比较年轻,其报告的内容体现了青年学者较高的学术敏感度和学术素养。

活动期间,藏研中心的学者还访问了蓝毗尼佛教大学、蓝毗尼国际研究学会图书馆、中华寺,并赠送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萨迦五祖文集》《诸佛菩萨圣像赞》等书籍。为了让尼泊尔群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西藏,中方还在尼泊尔帕坦博物馆举办了“今日西藏”图书图片展,并为尼泊尔导游举行西藏文化知识系列讲座。

(执笔:沈红宇)

 



[1] 本综述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平台相关会议报道及会议论文摘要等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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