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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藏研究:藏学与国史学的交融(宋月红)

  发表日期:2013年9月26日          

当代西藏研究:藏学与国史学的交融

宋月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藏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故乡的国际“显学”,国史学则是以新中国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研究当代西藏问题需要藏学与国史学的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我以“当代中国的西藏”为研究领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为主线和重点,将当代西藏研究贯通于国史学中,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其中,由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旦增伦珠研究员合写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发表于《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2006年获首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论文三等奖,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

就此文选题来说,我们的写作源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区域自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因此,无论是当代西藏的建设、发展和改革,还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地方社会的稳定,西藏民族区域自治都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但是,要回答西藏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发挥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势,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从经济社会基础的角度历史地考察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发展与完善,深刻揭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与其经济社会基础的适应性。二是2004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上,《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在关于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问题上,《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我们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执政的重要制度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民族自治地方集中表现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并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与特点。我们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并将之应用到坚持和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中,认为无论是在治藏兴藏问题上,还是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问题上,都存在一个加强自治能力建设问题,而且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必须从对民族区域自治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入手。如此,我们确立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这一选题。在研究中,我们立足各自专业,分工协助,取长补短。我侧重于从新中国的历史、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中,思考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怎样的经济社会基础上确立的,又是在怎样的西藏经济社会的变动中建立自治区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旦增伦珠研究员则发挥其社会学的专业优势,重点分析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成就及其对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与推动。此文是藏汉学者的合作成果,也是国史学与社会学在当代西藏问题上交叉研究的一种学术尝试。

在文中,我们探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动因,试图揭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西藏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因素主要是:一、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就必须首先要摆脱半殖民地经济和封建农奴制经济的严重束缚,而民族区域自治是反帝反封建的,是实现民族平等的。二、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应当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削弱甚或割裂藏族与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经济社会联系,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证聚居区又能保证杂居区民族享有自治权利。三、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应当尊重和发展西藏经济社会的民族形式,并利用这些民族形式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而民族区域自治则能够赋予西藏民族维护、发展和变革其民族经济形式的自主权利。四、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必须依靠和调动西藏民族与西藏人民在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民族区域自治是保障西藏民族推动西藏发展的主体地位、实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最好的形式。

同时,我们根据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跨越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以及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酝酿和西藏自治区的筹备、成立与发展的实际,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体制建设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初步形成国家帮助和西藏地方争取生产自给与促进贸易的经济体制;(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至西藏民主改革,进一步形成国家投资重点建设和西藏地方统一财经管理的基本框架;(三)西藏民主改革至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并在稳定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四)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西藏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时,分期论述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体制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在文中,我们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能力”的概念,认为这一能力根源于民族的经济社会基础,集中表现为本民族的物质技术力量、精神力量和内在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民族干部队伍和民族自治机关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治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我们结合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与实际,提出并初步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问题,认为从经济社会领域加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从经济社会安全上,把西藏经济的命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西藏民族和人民手中。

关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问题,我们的文章主要是提出了问题、原则与基本思路,仍然需要不断地去深入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以党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对于坚持和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历史的、现实的和前瞻性的思考,因此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前沿性。20101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西藏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夯实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把中央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的决策部署同西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使跨越式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由于此文符合这一讲话精神,我们根据文中的主要内容改写出一篇题为《夯实经济社会基础,提高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的理论宣传文章,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闭幕的第三天即122日,发表在《中国民族报》上,对于学习宣传座谈会精神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

进入“当代西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是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从事研究和编辑工作开始的,通过编辑藏学著作,学习藏语文,研究当代西藏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参加《中国藏学》稿件的校对工作,与藏学研究和《中国藏学》结下不解之缘。1989年下半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曾召开首届内部学术研讨会,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研究论文,并获得汉文论文一等奖。此次获奖不是论文写得如何,而是得益于当时担任评委的多杰才旦、彭哲、廖祖桂、李鹏年等藏学前辈和西藏和平解放亲历者对这一选题的高度重视。受此鼓励与鞭策,我也初步确立了自己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19901991年,我在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工作。这对我来说,既是人生也是学术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在适应了高原反应之后,缺氧不缺精神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一直保持到从西藏高原下来。在藏工作和生活,使我对西藏社会、藏族文化和高原生活有了切身体验和感性认识,对当地人民有了深厚感情和友谊,对老西藏精神也有了感悟和享有。在我的心中,西藏无疑是第二故乡。这次在藏工作,也留下一份遗憾,那就是未能完成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在我赴藏工作前所嘱托的“西藏社会跨越性发展”的研究任务,其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学养实难以承担完成这一研究任务。其后,有幸跟随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先生赴甘肃、四川和青海藏区调研,使我对西藏之外的其他藏区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一切都促使我把研习藏学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尽管后来回母校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和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也不曾与藏学界脱离联系。在西藏工作、在藏区调研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认识,潜移默化为我对藏学研究和对西藏第二故乡的关注。

在母校连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我接受了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在研究中内在地都有历史研究的元素、历史研究法。我的博士论文《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就是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为我后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有助益,特别是在研究这一制度的结构与功能问题上提供了横向性理论思维。同时在读期间,我有幸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和《北京大学学报》编辑,开阔了学术视野,特别是对于民族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用心研习。

从母校毕业后,我选择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其间申请并获得立项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西藏政策与反分裂斗争研究”。我由政治学转向国史学研究,则发生在2003年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专事研究、编纂和宣传国史的科研机构,承担着国史馆的职能。从学术意义上说,当代国史学是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对传统国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传统国史学的变革和对新中国国家历史研究的开创。由于始终报有藏学研究的志向,大致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又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在国史学中已初步形成“当代中国的西藏”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这一学术转向看似回到了藏学领域,其实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藏学研究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从过去的民族学进行藏学研究,发展到从国史学进行藏学研究,研究的背景放大了,学术视野开阔了。国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藏学乃至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基础性就带有根本性,国史学研究是可以深入到藏学乃至民族学研究内在的本质性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一学术转向看似是地方史研究,但它以西藏、藏族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西藏、藏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性,特别是近代以来“藏独”问题的产生并影响至今,治藏兴藏、反分裂,在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它属于地方史研究,更属于国家史研究的范围,特别是中央与西藏、藏区地方的关系史,兼顾国家和地方,又是国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即使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图谋改变,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图谋不轨的情况下也不曾改变过。分裂西藏者为了分裂而捏造所谓“西藏独立”的历史依据。相应地,我们反分裂斗争的根本点就在于研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通过国史学研究可以进一步证明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能够为维护西藏的这一历史地位提供历史依据,也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这一学术转向既可以说是从国史学研究藏学,也可以说是从藏学推进国史学。

我在国史学中研究“当代中国的西藏”,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2007年版)和《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2011年版)两本著作。前者按照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生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与脉络,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与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以传记为体裁,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为主线,全面记述了张经武的西藏工作生涯,论述了张经武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与独特历史地位。后者以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祖国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近现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发展史,特别是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和改革开放,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条件、当代中国西藏政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与治理,揭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西藏特点”,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史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史。201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毕华研究员的主持下,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的撰稿。

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在当代西藏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步,始终离不开《中国藏学》的扶持与帮助。除获奖的这篇论文外,我还先后在《中国藏学》发表了《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第一作者,2004年第3期)、《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第一作者,2005年第3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2008年第3期)和《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实考释》(2011年第2期)等。我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如社长雷卓夫、总编辑廖祖桂和高淑芬老师等,引我入藏学之门;在与旦增伦珠先生的长期合作研究中,彼此结下深厚情谊。无论是工作变动还是学术转向,《中国藏学》始终是我的必读学术期刊,以此及时了解中国藏学的最新前沿,鼓励并鞭策我在当代西藏问题上不懈努力研究。

一代学人有其一代学术。我们这一代学人处于改革开放为鲜明主题的中国社会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世情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历史发展向我们昭示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由近代破败到现代兴盛、由弱到强的历史真谛,需要我们为护国利民、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认识和研究。在我国藏学研究中,《中国藏学》是学术阵地和旗帜,凝聚学仁思想与智慧,引领学术发展。值《中国藏学》出版100期之际,祝愿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和《中国藏学》编辑出版事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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