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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学研习经历与西藏情结(王金红)

  发表日期:2013年9月26日          

我的藏学研习经历与西藏情结

王金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能够跟藏学研究这个领域产生交集,是我人生和学术经历中宝贵的机缘。

1996年夏天,我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邀请,参加由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研究,成为该课题组的一名成员。当年夏天,我随课题组成员一起赴西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我所在的调查小组成员包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博士、四川大学李涛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次仁央宗、达哇才仁和龙西江。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在拉萨市和山南地区的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浪卡子县进行入户调查。我具体承担的专题研究任务是西藏民主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第一次走进西藏,我被它独特的人文氛围和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从此以后,在我的学术兴趣中多了一个藏学研究,在我的交往圈子中多了一些藏族朋友,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多了一份西藏情结。

第一次进入西藏做社会调查,对于我这个生活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年轻学者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对那里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做完课题组分配给我的专题调研任务之外,我对西藏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有兴趣。除了向课题组的藏学学者学习、请教之外,我在那里形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尤其是捕捉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细节。无论是漫步在拉萨街头,还是徜徉在边陲小镇,我对见到的许多事物都有探索的冲动,从城市青年举行婚礼的场景到农民在望果节举行的游行,从藏族家庭的装饰摆设到歌舞厅里年轻人爱唱的歌曲,我都把他们记录下来,作为我思考问题的灵感来源。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我对西藏山南地区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还是对西藏妇女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的研究,灵感都来自那些有趣的细节。回到广州以后,我利用在西藏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两篇论文:《社会现代化并非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调查》,这篇论文在《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在《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后来又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1年春季卷翻译成英文全文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激发了我以藏学研究为兼业的学术志趣。

1998年夏天,我同课题组成员扎嘎、李海富、向春玲、海凡一起,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德钦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在迪庆这个被人们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我既感受到了藏族农民的纯朴善良,又感受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藏族聚居区快速现代化的脚步。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中甸县尼西乡汤满村村民为我们课题组成员举行篝火晚会的情景,记得调查结束后离开这个小山村时全村男女老少沿着山路高举火把为我们送行的情景;我还清晰地记得课题组晚上到达德钦县县城升平镇时看到满街插满鲜花的火把美丽地燃烧的情景。当然,我更忘不了课题组成员从德钦县出发,沿着滇藏公路历尽艰险,绕泥石流、躲山体滑坡、过溜索、趟石滩,经过盐井、左贡、芒康辗转进入西藏昌都的奇异旅程。正是有了这次走滇藏线的经历,以致后来不管我到哪里出差调研,都不觉得有什么出门在外的辛苦。

19989月,我在藏东重镇昌都地区做了一个半月的社会调查。在昌都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我被那里丰富的档案资料深深吸引。在我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进档案馆查资料的习惯。然而,那次在昌都,我能够每天从早到晚长时间地泡在档案馆,如饥似渴地抄录档案资料,从此产生了对档案文献的浓厚兴趣,也切实体验到了档案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

在昌都地区做社会调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额外地获得了人生中的一些温暖感受。在那里,我结识了两位藏族妈妈,一位是芒康县的丁拉姆妈妈,一位是时任昌都地区妇联主席的汪秀珍(藏族)妈妈。当我完成了在云南迪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任务、经滇藏线到达芒康的时候,已经变得面黄肌瘦,虚弱不堪。丁拉姆妈妈得知我是来自广东的大学教师,热心于研究西藏发展问题以后,对我多了一份格外的关怀与疼爱。在芒康做调查的日子里,她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给了我这个远方来的年轻人无私的母爱。每天早上,她为我们送来香喷喷的酥油茶和糌粑,有时候,她还带我去跟芒康县城的藏族青年交往。在昌都做调查的时候,汪秀珍妈妈经常请我们课题组成员去家里吃她亲手做的饭菜,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牦牛肉。有一天晚上,我在汪妈妈家里喝得酩酊大醉,由于担心我出问题,她不让我的同事带我回课题组住的招待所,而是把我留在家里亲自照顾。那一晚,汪妈妈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时地用热毛巾为我擦汗、敷额头。两位藏族妈妈温暖的母爱,一直激励着我关注西藏的发展,立志为西藏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智慧。

199810月,我从昌都回到广州以后,利用在昌都档案馆收集的文献资料及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对昌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与发展、昌都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昌都地区社会治安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了专门的研究,这三个专题研究成为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的三章。完成了昌都研究任务后,我将1996年、1998年两次在西藏做调查获得的有关资料和数据结合起来,尝试做了一个有关当代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专题研究。19994月,《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发表。这是我作为非专业藏学研究者第一次在国内最权威的专业藏学研究刊物发表论文。在这篇论文发表过程中,《中国藏学》杂志社安才旦、黄维忠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这篇论文中,我尝试引入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做一个探索性研究,一方面,拓展政治参与研究的现实视野,另一方面拓展西藏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如果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应该会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创新。在结合西藏的实际对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析框架做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之后,这篇论文从政治参与的途径、政治参与的方式、政治参与的效能、政治参与的成就、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几个方面揭示了当代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论文指出,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低水平的动员式参与到高水平的自主性参与,从参政形式的单一性到参政形式的多样性;从参政动机的低效能到参政动机的高效能,这一系列转变,意味着藏族公民已经成为合格的现代政治人,西藏地方政治已经具备现代民主政治的属性,公民政治参与是西藏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论文还总结了西藏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政治参与的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促进政治参与的发展必须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藏族人民在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务的积极性和民主权利;实行政治参与同宗教活动、宗教组织的分离是公民政治参与健康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公民合法化、有序化和理性化的参与是表达利益要求、实现利益愿望的有效途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在涉及西藏民主政治建设、西藏基层群众政治生活的有关报道中,直接引用这篇论文中的数据与观点。20053月,当我得知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评奖消息后,决定以《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这篇论文参加汉文类优秀论文评奖。本来是抱着参与的心态申报,意想不到的是,2006年首届珠峰奖评选结果揭晓,这篇论文有幸荣获三等奖。

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几位著名的国外藏学专家,包括梅•戈尔斯坦、谭•戈伦夫、南茜、中根千枝、史伯林。同时,认识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炜博士、杜永彬博士、格桑卓玛等中青年学者。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认识到,尽管中国藏学研究同国外藏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代力量正在迅速成长。中国藏学的振兴与超越,关键在于年轻一代的奋发有为,在于理论视野的国际化、知识底蕴的丰富化、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乐意同藏学界的朋友交流合作。

2002年夏天,我同四川大学李涛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博士和北京大学于长江博士一起到西藏林周县、萨迦县和日喀则做课题调查。由于这次的课题同藏传佛教和寺庙管理有关,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色拉寺、热振寺、萨迦寺和扎什伦布寺等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对藏传佛教和寺庙组织管理有了一些认识。这次调查以后,我利用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尝试着做了关于藏传佛教寺庙组织体系和寺庙管理问题的两个专题研究。由于我是一个藏传佛教方面的门外汉,对这两个专题的研究只能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寺庙的组织结构转型、管理体制变革做点外围性的研究。后来,我同四川大学李涛博士等人合作完成的《制度创新的典范——西藏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调研报告》《关于近期涉藏事务热点问题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建议》提交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和肯定。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觉得在当代西藏,寺庙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问题是关系到西藏宗教事业正确发展方向和引导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问题。尽管我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肤浅,但我希望有人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提出更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促进西藏的宗教事业健康、顺利发展。

2005年夏天,我再次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的邀请,参加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委托研究项目“中国百市县社会经济发展跟踪调查——《拉萨卷》”(20052006),并且在西藏达孜县、堆龙德庆县、尼木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课题成果《拉萨十年变迁(19942004)》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811月出版,我撰写了拉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基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建设、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水平与生活质量三个专题。通过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和我参加的这次拉萨卷的研究,我对拉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我更加关心西藏的发展。

我们这个“拉萨卷”课题组除了有格勒研究员以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德高望重的秦和平教授、四川甘孜州党校的李禄华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年轻的学者覃江、王万宏、旺希卓玛,还有我的老朋友王川、刘志杨、次仁央宗。我们这样一个由汉族、藏族学者组成的团队是一个和睦融洽、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做完一天的调查工作以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格勒研究员和秦和平教授的带领下,在拉萨街头漫步,听格勒和秦和平教授讲藏族历史、文化中一些有趣的问题。谈笑风生间,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和见识,也感受到了学术前辈的治学精神,对于我等后生晚辈而言,那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课题组刘志杨博士来自中山大学,之前他有一段在拉萨工作的经历,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受过良好的人类学专业训练,是一位踏实、低调的年轻学者。在这次实地调查中,我从刘志杨那里学到不少实地调查的人类学方法,学会了实地调查中获取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特殊手段,学会了获取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途径与方法。运用这些在西藏现学得来的手段与方法,我对自己一直最感兴趣的西藏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两个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查。根据调查获得的资料,我做了西藏村民自治发展专题研究。等我完成了这个专题研究以后,将它同自己1998年在西藏昌都、芒康做的村民自治发展问题研究相结合,形成了对1994年以来西藏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整体状况的一个完整研究。同时,我根据对拉萨市雪社区居民委员会、当巴社区居民委员会两个社区的调查,完成了拉萨城市社区建设的专题研究。

2006年,我参加了格勒研究员主持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挑战与机遇: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研究》,格勒研究员对我委以重任,希望我独立承担有关西藏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专题研究。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我花了很长时间查找和阅读关于旧西藏传统政治制度的文献,弄清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通过重新阅读《西藏的和平解放》《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自治区志•政务志》等权威文献,梳理了西藏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脉络。然后,我将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学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引入西藏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之中,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四个阶段对西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做了概括;从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职能专门化、政治参与大众化三个方面对西藏政治现代化做了实证分析;从主要动因、基本属性、历史经验和发展前景四个方面对西藏政治现代化做了评价与展望。这篇5万多字的专题研究,前后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终完成。

2008年,我再次参加了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向大会提交了《西藏拉萨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论文。这篇论文根据2005年拉萨调查获得的资料写成。我的观点被《光明日报》(20081017日)摘录发表。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无论是他的发言,还是讨论和评论,都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很多时候自愿担任了在座中外学者讨论交流的翻译,让我感到真正的学术大家是那么朴实和平易近人。另一位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旦增伦珠研究员。由于我的论文涉及拉萨社区地名的英文翻译,以及拉萨社区的历史演变,旦增伦珠这位精通藏语、汉语和英语的学长非常细致地对我论文中的表述与英文翻译做了补充、解释和校正。我觉得,中国藏学要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该拥有一大批治学严谨、功底扎实、语言精通的学者。

2008年底,我的西藏情结提醒我,200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修订了自己之前完成的论文《西藏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新发展》,将这篇论文投给《中国藏学》杂志编辑部。不久,这篇论文被《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发表,这期《中国藏学》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而编发的专号,其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中国藏学》杂志这种不排斥非专业藏学学者、兼容并蓄的宽广学术胸怀更加令我由衷敬佩。

回顾自己作为一名藏学研究业余爱好者的学术经历,我已经不知不觉中在藏学研究这个领域走过了近15年的历程。从1996年以来,虽然我为了奔赴西藏做课题调查,放弃和失去了一些别的机会,经历和体验了一些艰难困苦,但是换来了在西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些收获,这是多么值得!2005年,我的论文《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获得了广东省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论文类三等奖。2006年,我的论文《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获得了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对于我这样一个藏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能够获得这样的学术荣誉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15年前,格勒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西藏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圣地,在那里,无论人文社会科学哪个方面的学者,都能找到学术兴趣、学术灵感和学术源泉。15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越发感到这是一个富有洞见的看法。尽管我是一个藏学研究业余爱好者,但是,每当有人请我参加西藏研究的课题,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片神奇的土地。尽管我不是佛教信徒,但是,我始终相信那是一个能够洗涤人心灵的地方,它能够让人摆脱俗世的烦恼,获得内心的宁静;它能够激发人的灵感,给予不同凡响的启迪。

藏学研究是一个严肃而又高深的学术领域,来不得半点哗众取宠与急功近利。同时,藏学研究也是一个全方位考验个人的学术修养、意志品质以及身体素质的领域,没有相当的修炼做不好藏学研究。因此,我一直对藏学和藏学工作者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深知,虽然自己参加了一些西藏研究的重要课题,零零散散发表了一些跟西藏有关的论文,但是,我还远远没有进入藏学研究的真正境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将自己的研究与思考变成一种报答:报答西藏对我学术生涯的充实,报答国内藏学界前辈和朋友们对我的关爱,报答每次在西藏进行调查时那些给予我帮助的人们。

今年是《中国藏学》创刊24周年,同时,适逢《中国藏学》出刊100期,承蒙编辑部抬爱约稿,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国内藏学界前辈和朋友的关怀,特别是感谢《中国藏学》对我学术研究的支持。我希望,今后《中国藏学》要有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兼容并蓄的学术气度、求实创新的学术追求,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学术品位,扩大刊物的学术影响,为中国藏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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