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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藏学》的不解之缘(邓锐龄)

  发表日期:2013年9月26日          

我与《中国藏学》的不解之缘

——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奖作者纪念《中国藏学》创刊百期笔谈[1]

 

我与C.T.有旧盟[2]   至今白发未忘情——我与《中国藏学》有缘

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我与《中国藏学》的缘分

《中国藏学》19882月创刊。此前198610月,由廖祖桂总编和我一起拟出发刊词稿备用,其中谈到“崇实与求新”将是本刊的特色。20多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现在《中国藏学》发刊已经满100期,在编辑和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特色得到了充分发扬。漫长的时间内,刊物为藏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多,在国内外藏学界所起的影响之大,有目共睹,让人感到欣幸和快慰。

当初办刊时,稿源还不多,19879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领导江平、多杰才旦、马寅三位约我开会,要我写1篇政论,可以刊登在第1期上。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就提出是不是可以写一篇书评,以书评的形式表明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他们同意,马寅同志还限期10天交稿,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写成,这就是《评谭•戈伦夫新著〈近代西藏的诞生〉》一文。戈伦夫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出版于1986年,我在1987年读到,所以说它是“新著”。江平同志觉得这文稿写得好,可以发表,还说,他已把文稿送给习仲勋同志阅过。当时中心成立不久,所藏图书资料很少,只能利用自己手头的书籍,主要是零散不全的《西藏文史资料》《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和《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就戈伦夫的著作再细读一遍,写出这篇书评。该文在开头部分强调了学术界应该对西藏近现代历史加以重视,说:如为广大读者着想,一部近现代西藏地方史比起历数古事的历史更为需要,如果读者通过阅读这类作品取得正确的了解,则不难激发追溯古代深入探讨的兴趣,对于今天陆续出现的事件报道也容易有判别其是非真伪的把握。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藏族史学者祝启源对我说,读到这篇文章,很受启发,坚定了他致力于民国时代西藏历史研究的信心。后来同所另一位研究员、藏族史学者伍昆明承担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就把我这篇书评作为译本的前言。这篇书评里最后一段说,在西藏近现代历史上,我们的叙述与看法常常遭受外国人的误解或轻视,而戈伦夫这书能在一些问题上说实话,做出较公正的裁决,看来,真是“浮华易歇,公论终明”。这八个字是过去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某篇时遇到的,它简明易记,显现古文的恒久魅力,编辑顾效荣先生曾建议把这八个字作为文章标题,不过,我觉得还是说得明白些为好,没有接受。

同年在《中国藏学》第2期上发表论文《结打木、杨达木二城考》,以后就经常投稿,一直到现在。

  二、关于珠峰奖获奖论文《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

20014月,我从美国探亲回来,才知道很快要召开北京藏学讨论会。所以,就拟出以上这个题目,写了一份提纲,7月下旬列席历史二组的会,按提纲发了言,得到好评。会后,写出论文,主要目的是要详细说明雍正朝对于西藏的政策还是积极进取的,在继承康熙帝成功的事业上又往前推进,这期间,名臣年羹尧在决策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关于年羹尧本人升沉的一生,国内外学者都很感兴趣,多半是从他与雍正帝的恩怨关系引起的。但这篇文章是通过复现年羹尧的事迹来研究当时制定西藏政策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途径。这时,1998年出版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和1999年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等重要档案汇编都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室购入了,得以及时使用这种第一手资料,是很幸运的。在收集材料中,还知道在拉萨残存的汉文碑文上刻有“年大老爷”,这指的正是年羹尧。另外,年羹尧是汉军旗人,进士出身,曾向皇帝说过他的满文写作能力差,而在满汉文奏折外,他在唐代李龙眠画《唐玄宗击球图》、杜牧书《张好好诗卷》上的题跋却也留存至今。他嗜读唐代陆贽的奏议并加以刻印,完成几种旧刻里最好的版本。年羹尧本人还著有《太平胜算全书》,仅见于八旗书目著录。从这些足见他沉浸于汉文化之深。另外,康熙晚年第一次派川军入藏驱逐准部的南路前锋岳钟琪就是受年羹尧提拔重用的,以后,在年羹尧失宠后,升至大员的岳钟琪首先揭发年的“罪状”,反戈一击。可是受论文主题的限制,这些内容都不能写进去。该文在《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刊出,我想,比较吸引读者兴趣的部分,可能是雍正帝对于藏族僧人干涉政治的严重不满、第七世达赖喇嘛家族与青海额鲁特蒙古及西藏执政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的亲戚关系等记述。在写作这篇论文时,前辈柳陞祺先生也想写评论雍正时代对藏政策的文章。他不同意意大利学者伯戴克(LPetech)说雍正朝的对藏政策是节约的、后退的、消极的,打算撰文反驳。而我这篇论文正好对雍正初年对藏政策的筹划过程作了详细论述,对于柳先生有些帮助。2003年初和20079,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两次来信说,她读过此文,对达赖喇嘛家族与额鲁特蒙古固始汗后裔间的姻亲关系很感兴趣,文章帮助她了解当时西藏政坛上的复杂的事态。还说,她惊讶地知道当时额鲁特蒙古同藏族上层关系如此密切,就想:在这期间,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社会文化上(socioculturally)的联系,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密切得多,这些执政人员一定会说两三种语言(bior trilinguals)。又指出论文的世系表应补上达赖汗之弟恭噶丹津(kun dgav bstan vdzin),此人与其父索诺木达尔札(bsod nams dar rgyas)创立桑珠颇章(bsam grub pho brang,由此传下雅昔家族(Yapshi)。

论文中提到青海蒙古郡王察罕丹津是亲王罗卜藏丹津之叔,现在看来,他应是罗卜藏丹津的侄辈,但印象里,总觉得察罕丹津年纪要比罗卜藏丹津要大,这是我疏于检查之过。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双月刊)2003年第1期把这篇论文收入,2006年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又评授予汉文学术论文类二等奖。这都是未曾想到的事。

三、感谢与建议

我觉得一份学术刊物应该在质量上求胜,《中国藏学》每年出4期,是比较合适的。24年来,《中国藏学》已经出满了100期。这是编辑部的同志辛勤工作和国内藏学界大力支持所共同取得的勋绩。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发表了有关年羹尧这篇论文以后到现在的10年间,《中国藏学》频频刊出我的文章,除离休后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自行命题研究外,也是得到《中国藏学》编辑部同志们鼓励、支持与帮助的结果。我每在文稿交出后,总喜欢重复检查,一发现纰漏,就要求补正,这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而编辑同志一直容忍耐烦,这也是应深深感谢的。还有,研究历史需要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果没有许多前辈和同时代的学术界同仁的搜集、整理、翻译、刊印,没有图书资料馆同志助我查寻,那么这多年的工作里就绝不能有一点点创新了。所以,我在深深感谢之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史料的介绍、整理、翻译这类基础性工作在历史研究事业上绝对不可或缺。

《中国藏学》在介绍国内论著方面已经做了工作,但较少刊载译文(从藏文或外国文字译成汉文)和国外研究成果的报道,在这一点上可否考虑今后适当地增加。又,有些作者在文章末尾记出完成的时间,建议刊出时尽可能保留,这对于知人论世很有益处。

 

我的藏学研习经历与西藏情结

王金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能够跟藏学研究这个领域产生交集,是我人生和学术经历中宝贵的机缘。

1996年夏天,我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邀请,参加由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研究,成为该课题组的一名成员。当年夏天,我随课题组成员一起赴西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我所在的调查小组成员包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博士、四川大学李涛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次仁央宗、达哇才仁和龙西江。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在拉萨市和山南地区的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浪卡子县进行入户调查。我具体承担的专题研究任务是西藏民主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第一次走进西藏,我被它独特的人文氛围和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从此以后,在我的学术兴趣中多了一个藏学研究,在我的交往圈子中多了一些藏族朋友,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多了一份西藏情结。

第一次进入西藏做社会调查,对于我这个生活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年轻学者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对那里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做完课题组分配给我的专题调研任务之外,我对西藏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有兴趣。除了向课题组的藏学学者学习、请教之外,我在那里形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尤其是捕捉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细节。无论是漫步在拉萨街头,还是徜徉在边陲小镇,我对见到的许多事物都有探索的冲动,从城市青年举行婚礼的场景到农民在望果节举行的游行,从藏族家庭的装饰摆设到歌舞厅里年轻人爱唱的歌曲,我都把他们记录下来,作为我思考问题的灵感来源。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我对西藏山南地区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还是对西藏妇女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的研究,灵感都来自那些有趣的细节。回到广州以后,我利用在西藏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两篇论文:《社会现代化并非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调查》,这篇论文在《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在《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后来又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1年春季卷翻译成英文全文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激发了我以藏学研究为兼业的学术志趣。

1998年夏天,我同课题组成员扎嘎、李海富、向春玲、海凡一起,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德钦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在迪庆这个被人们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我既感受到了藏族农民的纯朴善良,又感受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藏族聚居区快速现代化的脚步。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中甸县尼西乡汤满村村民为我们课题组成员举行篝火晚会的情景,记得调查结束后离开这个小山村时全村男女老少沿着山路高举火把为我们送行的情景;我还清晰地记得课题组晚上到达德钦县县城升平镇时看到满街插满鲜花的火把美丽地燃烧的情景。当然,我更忘不了课题组成员从德钦县出发,沿着滇藏公路历尽艰险,绕泥石流、躲山体滑坡、过溜索、趟石滩,经过盐井、左贡、芒康辗转进入西藏昌都的奇异旅程。正是有了这次走滇藏线的经历,以致后来不管我到哪里出差调研,都不觉得有什么出门在外的辛苦。

19989月,我在藏东重镇昌都地区做了一个半月的社会调查。在昌都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我被那里丰富的档案资料深深吸引。在我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进档案馆查资料的习惯。然而,那次在昌都,我能够每天从早到晚长时间地泡在档案馆,如饥似渴地抄录档案资料,从此产生了对档案文献的浓厚兴趣,也切实体验到了档案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

在昌都地区做社会调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额外地获得了人生中的一些温暖感受。在那里,我结识了两位藏族妈妈,一位是芒康县的丁拉姆妈妈,一位是时任昌都地区妇联主席的汪秀珍(藏族)妈妈。当我完成了在云南迪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任务、经滇藏线到达芒康的时候,已经变得面黄肌瘦,虚弱不堪。丁拉姆妈妈得知我是来自广东的大学教师,热心于研究西藏发展问题以后,对我多了一份格外的关怀与疼爱。在芒康做调查的日子里,她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给了我这个远方来的年轻人无私的母爱。每天早上,她为我们送来香喷喷的酥油茶和糌粑,有时候,她还带我去跟芒康县城的藏族青年交往。在昌都做调查的时候,汪秀珍妈妈经常请我们课题组成员去家里吃她亲手做的饭菜,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牦牛肉。有一天晚上,我在汪妈妈家里喝得酩酊大醉,由于担心我出问题,她不让我的同事带我回课题组住的招待所,而是把我留在家里亲自照顾。那一晚,汪妈妈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时地用热毛巾为我擦汗、敷额头。两位藏族妈妈温暖的母爱,一直激励着我关注西藏的发展,立志为西藏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智慧。

199810月,我从昌都回到广州以后,利用在昌都档案馆收集的文献资料及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对昌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与发展、昌都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昌都地区社会治安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了专门的研究,这三个专题研究成为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的三章。完成了昌都研究任务后,我将1996年、1998年两次在西藏做调查获得的有关资料和数据结合起来,尝试做了一个有关当代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专题研究。19994月,《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发表。这是我作为非专业藏学研究者第一次在国内最权威的专业藏学研究刊物发表论文。在这篇论文发表过程中,《中国藏学》杂志社安才旦、黄维忠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这篇论文中,我尝试引入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做一个探索性研究,一方面,拓展政治参与研究的现实视野,另一方面拓展西藏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如果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应该会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创新。在结合西藏的实际对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析框架做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之后,这篇论文从政治参与的途径、政治参与的方式、政治参与的效能、政治参与的成就、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几个方面揭示了当代西藏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论文指出,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低水平的动员式参与到高水平的自主性参与,从参政形式的单一性到参政形式的多样性;从参政动机的低效能到参政动机的高效能,这一系列转变,意味着藏族公民已经成为合格的现代政治人,西藏地方政治已经具备现代民主政治的属性,公民政治参与是西藏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论文还总结了西藏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政治参与的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促进政治参与的发展必须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藏族人民在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务的积极性和民主权利;实行政治参与同宗教活动、宗教组织的分离是公民政治参与健康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公民合法化、有序化和理性化的参与是表达利益要求、实现利益愿望的有效途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在涉及西藏民主政治建设、西藏基层群众政治生活的有关报道中,直接引用这篇论文中的数据与观点。20053月,当我得知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评奖消息后,决定以《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这篇论文参加汉文类优秀论文评奖。本来是抱着参与的心态申报,意想不到的是,2006年首届珠峰奖评选结果揭晓,这篇论文有幸荣获三等奖。

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几位著名的国外藏学专家,包括梅•戈尔斯坦、谭•戈伦夫、南茜、中根千枝、史伯林。同时,认识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炜博士、杜永彬博士、格桑卓玛等中青年学者。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认识到,尽管中国藏学研究同国外藏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代力量正在迅速成长。中国藏学的振兴与超越,关键在于年轻一代的奋发有为,在于理论视野的国际化、知识底蕴的丰富化、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乐意同藏学界的朋友交流合作。

2002年夏天,我同四川大学李涛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博士和北京大学于长江博士一起到西藏林周县、萨迦县和日喀则做课题调查。由于这次的课题同藏传佛教和寺庙管理有关,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色拉寺、热振寺、萨迦寺和扎什伦布寺等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对藏传佛教和寺庙组织管理有了一些认识。这次调查以后,我利用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尝试着做了关于藏传佛教寺庙组织体系和寺庙管理问题的两个专题研究。由于我是一个藏传佛教方面的门外汉,对这两个专题的研究只能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寺庙的组织结构转型、管理体制变革做点外围性的研究。后来,我同四川大学李涛博士等人合作完成的《制度创新的典范——西藏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调研报告》《关于近期涉藏事务热点问题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建议》提交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和肯定。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觉得在当代西藏,寺庙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问题是关系到西藏宗教事业正确发展方向和引导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问题。尽管我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肤浅,但我希望有人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提出更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促进西藏的宗教事业健康、顺利发展。

2005年夏天,我再次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的邀请,参加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委托研究项目“中国百市县社会经济发展跟踪调查——《拉萨卷》”(20052006),并且在西藏达孜县、堆龙德庆县、尼木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课题成果《拉萨十年变迁(19942004)》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811月出版,我撰写了拉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基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建设、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水平与生活质量三个专题。通过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和我参加的这次拉萨卷的研究,我对拉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我更加关心西藏的发展。

我们这个“拉萨卷”课题组除了有格勒研究员以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德高望重的秦和平教授、四川甘孜州党校的李禄华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年轻的学者覃江、王万宏、旺希卓玛,还有我的老朋友王川、刘志杨、次仁央宗。我们这样一个由汉族、藏族学者组成的团队是一个和睦融洽、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做完一天的调查工作以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格勒研究员和秦和平教授的带领下,在拉萨街头漫步,听格勒和秦和平教授讲藏族历史、文化中一些有趣的问题。谈笑风生间,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和见识,也感受到了学术前辈的治学精神,对于我等后生晚辈而言,那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课题组刘志杨博士来自中山大学,之前他有一段在拉萨工作的经历,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受过良好的人类学专业训练,是一位踏实、低调的年轻学者。在这次实地调查中,我从刘志杨那里学到不少实地调查的人类学方法,学会了实地调查中获取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特殊手段,学会了获取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途径与方法。运用这些在西藏现学得来的手段与方法,我对自己一直最感兴趣的西藏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两个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查。根据调查获得的资料,我做了西藏村民自治发展专题研究。等我完成了这个专题研究以后,将它同自己1998年在西藏昌都、芒康做的村民自治发展问题研究相结合,形成了对1994年以来西藏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整体状况的一个完整研究。同时,我根据对拉萨市雪社区居民委员会、当巴社区居民委员会两个社区的调查,完成了拉萨城市社区建设的专题研究。

2006年,我参加了格勒研究员主持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挑战与机遇: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研究》,格勒研究员对我委以重任,希望我独立承担有关西藏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专题研究。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我花了很长时间查找和阅读关于旧西藏传统政治制度的文献,弄清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通过重新阅读《西藏的和平解放》《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自治区志•政务志》等权威文献,梳理了西藏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脉络。然后,我将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学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引入西藏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之中,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四个阶段对西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做了概括;从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职能专门化、政治参与大众化三个方面对西藏政治现代化做了实证分析;从主要动因、基本属性、历史经验和发展前景四个方面对西藏政治现代化做了评价与展望。这篇5万多字的专题研究,前后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终完成。

2008年,我再次参加了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向大会提交了《西藏拉萨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论文。这篇论文根据2005年拉萨调查获得的资料写成。我的观点被《光明日报》(20081017日)摘录发表。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无论是他的发言,还是讨论和评论,都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很多时候自愿担任了在座中外学者讨论交流的翻译,让我感到真正的学术大家是那么朴实和平易近人。另一位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旦增伦珠研究员。由于我的论文涉及拉萨社区地名的英文翻译,以及拉萨社区的历史演变,旦增伦珠这位精通藏语、汉语和英语的学长非常细致地对我论文中的表述与英文翻译做了补充、解释和校正。我觉得,中国藏学要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该拥有一大批治学严谨、功底扎实、语言精通的学者。

2008年底,我的西藏情结提醒我,200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修订了自己之前完成的论文《西藏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新发展》,将这篇论文投给《中国藏学》杂志编辑部。不久,这篇论文被《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发表,这期《中国藏学》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而编发的专号,其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中国藏学》杂志这种不排斥非专业藏学学者、兼容并蓄的宽广学术胸怀更加令我由衷敬佩。

回顾自己作为一名藏学研究业余爱好者的学术经历,我已经不知不觉中在藏学研究这个领域走过了近15年的历程。从1996年以来,虽然我为了奔赴西藏做课题调查,放弃和失去了一些别的机会,经历和体验了一些艰难困苦,但是换来了在西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些收获,这是多么值得!2005年,我的论文《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获得了广东省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论文类三等奖。2006年,我的论文《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获得了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对于我这样一个藏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能够获得这样的学术荣誉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15年前,格勒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西藏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圣地,在那里,无论人文社会科学哪个方面的学者,都能找到学术兴趣、学术灵感和学术源泉。15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越发感到这是一个富有洞见的看法。尽管我是一个藏学研究业余爱好者,但是,每当有人请我参加西藏研究的课题,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片神奇的土地。尽管我不是佛教信徒,但是,我始终相信那是一个能够洗涤人心灵的地方,它能够让人摆脱俗世的烦恼,获得内心的宁静;它能够激发人的灵感,给予不同凡响的启迪。

藏学研究是一个严肃而又高深的学术领域,来不得半点哗众取宠与急功近利。同时,藏学研究也是一个全方位考验个人的学术修养、意志品质以及身体素质的领域,没有相当的修炼做不好藏学研究。因此,我一直对藏学和藏学工作者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深知,虽然自己参加了一些西藏研究的重要课题,零零散散发表了一些跟西藏有关的论文,但是,我还远远没有进入藏学研究的真正境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将自己的研究与思考变成一种报答:报答西藏对我学术生涯的充实,报答国内藏学界前辈和朋友们对我的关爱,报答每次在西藏进行调查时那些给予我帮助的人们。

今年是《中国藏学》创刊24周年,同时,适逢《中国藏学》出刊100期,承蒙编辑部抬爱约稿,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国内藏学界前辈和朋友的关怀,特别是感谢《中国藏学》对我学术研究的支持。我希望,今后《中国藏学》要有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兼容并蓄的学术气度、求实创新的学术追求,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学术品位,扩大刊物的学术影响,为中国藏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的来龙去脉

廖祖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在《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发表,之后于20005月获得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这篇论文是我和陈庆英、周炜共同撰写的,得到奖励,我们都很高兴。

该论文于1995519日首先在《人民日报》《西藏日报》同日见报。很快在国内报纸、期刊争相转载全文,或摘要刊登,大有“洛阳纸贵”之势。翌年,我将此情况写了一篇短文,文稿藏于箧中,从未出示友朋,岁月如流,迄今已过去15个春秋。今《中国藏学》编辑部设获珠峰奖作者笔谈专栏,来函征稿,忽忆我曾撰写短文,开箧读之,似符稿约之意。今将短文略加梳理增订,聊以应命。

(一)该论文发表和转载情况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首发于1995519日的《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次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光明日报》全文照登,均署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廖庆炜,这个名字是撷取我们仨人名字中一字组成,一般来说,名字本来就是一个符号,并无它意。该论文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就给我来电话,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希望能刊登该论文的增订本。之后,我同这位编辑几经商量,经过我们字斟句酌地敲定,作了一点儿修改,至今我还记得该论文结尾的提法就有实质性的改动。修订后全文分别在1995年第3期《中国藏学》(汉、藏文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上发表时,署名廖祖桂、陈庆英、周炜,题目则改为《论金瓶掣签制度》。与此同时,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也发表了此文,译文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外籍专家完成的,由我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李泽锐研究员校订,他改正了几处带政治性的误译,从而避免了出现政治性的错误。

该论文发表后,在全国反应强烈,经初步了解,全国有关省(自治区)报纸、期刊乃至图书转载此文的有:《中国西藏》(1995年增刊汉文版、藏文版、英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四川宗教》、《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文献情报复印资料》、《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西藏柒佰年》(北京五洲传媒出版社,2000年版)。

此外,《西藏青年》为了适合青年读者把该文以讲话的形式予以改编后发表。

总计该论文约有17种报纸、刊物和书籍(三种文字)予以登载。另悉,有关地区还将该文作为内部学习资料,供干部、僧侣阅读。该论文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产生如此轰动效应及招来高频率的转载等等,创下了《中国藏学》刊登论文之最,是我们仨人始料所不及的。

 

(二)该论文的写作过程

19955月初的一天,我们领受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党组书记、副总干事任务之下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交给写作关于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问题学术论文的任务,并要求一周内完成文稿,而部里又未作必要的提示及通告现实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更不清楚中央在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程序上的办法。领受任务后,感到这篇文章很难写,主要是中央的精神一点儿也不知道,连一点风声也没有。那时我还住在中央统战部大院里,便去问中央统战部二局的负责同志,遗憾的是毫无所得,得到唯一的消息是此前中央统战部已约请有关藏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写有数篇论文,我未能寓目也未能借阅。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仨人就立即行动,几经认真研究,初步认定拟以清廷金瓶掣签制度为主线,论述宗教上大活佛转世的理论、出现的弊端、清廷的对策以及施行的效果,等等。当时只是议出一个文章的框架,很是粗糙,全文大略分三大部分,各人分别写一大部分,自己设法去充实内容,然后整合成一篇完整文章,最后由我来统稿。初稿很快写出后,急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审阅,两位领导读后认为论文初稿基础很好,但需要进一步充实材料,锤炼文字,精益求精,尽快修改,定稿后立刻报送中央统战部。由于时间紧、任务特重,交稿又火急,让仨人在一起商改的时间也没有了。任务之指示我,修改稿不必再送他审阅,稿子由我拿总。我深感重任在肩,几天都在冥思苦想,翻检书籍,查阅档案,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易其稿,终于按时写出修订稿,由我直接报送中央统战部。

一周来紧张写作,修订稿送走后紧绷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突然感到身心疲惫,头发散乱,便到部里理发店理发。此时,正好碰上李德洙也来理发,我忙问,我们写的论文看到了没有。他爽快地说:“读过了,文章很好,已报李办(即李瑞环办公室)”,几天之后,得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批示,即将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三)该论文的价值

该论文主要阐述了清廷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上确定金瓶掣签制度的缘起、因由、实施过程、程序仪轨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该论文指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廷为革除活佛转世制度的弊端、振兴黄教、加强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达赖喇嘛、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纳入法制轨道,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避免了教派内部和教派与世俗贵族内部之间,借认定转世灵童而可能产生争夺宗教与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有利于西藏地方的长期稳定。金瓶掣签制度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符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受到西藏宗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和感激,在今天它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该论文发表后,我们才得知中央将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这就说明我们的研究与现实的需要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论文从学术角度,阐述了活佛转世这个藏传佛教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论文正是通过对清廷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的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把严肃的政治主题,寓于缜密的学术研究之中,融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于一体,真正做到了学术为现实服务,较好地为中央在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上决定采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提供了学术依据和舆论宣传准备。

围绕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问题,国外反华势力不断制造事端,达赖喇嘛更是站在前台,公然违背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擅自非法宣布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这就给国际和国内造成极大的混乱现象,而《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的发表,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以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与达赖集团的谬论针锋相对,揭露了达赖喇嘛在班禅灵童转世问题上的伪装及其险恶用心。

末了,我还想说,儿时曾读曹丕《典论•论文》,文中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句,国文老师衷异保曾是前清光绪癸卯翰林,蓉城名师,能诗文、擅书法。他反复讲解我仍不甚了解,而此句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如今我和陈、周二君撰写此文,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重读之后,对曹丕关于文章价值之论,别有会心。文章要为社会现实服务,古今一揆,所不同的是,我们要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要为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大业服务。古人云“温故知新”,信然。

 

 

 

 

我与《中国藏学》的缘分

周润年(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

 

一、《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一文的撰写过程、主要观点以及学术价值

1、文章的撰写过程

1992,我将藏巴第司噶玛丹迥旺布(缺藏文)时期制定的藏文《十六法典》翻译成汉文,并做了一些注释。199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一文就是在翻译了藏文《十六法典》后,在收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此后,我又根据藏文《十六法典》的有关资料,撰写了《从古代法典看西藏人权》一文,刊登于19991212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2、文章的主要观点

《十六法典》产生于17世纪初的西藏噶玛政权时期。《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一文依据藏文和汉文史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十六法典》的制定者噶玛丹迥旺布的生平事迹以及法典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部典型法典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旧西藏人民所受的深重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以及西藏旧法律实施之残酷及带给农奴们的苦难;有力地表明了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广大人民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可言;再次揭露了国外反华势力和“藏独分子”所鼓吹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这一谎言。

3、文章的主要学术价值

第一、论文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十六法典》的内容,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研究,有一定的独特见解。

第二、《十六法典》不仅为巩固西藏噶玛地方政权起到了作用,而且还被西藏后来的统治阶级所沿用。此文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第三、《十六法典》的内容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同时亦反映了当时西藏的社会概貌、价值观念、人伦关系方面的基本特征。该文是研究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制度的一份典型资料,因而具有填补该领域空白的作用。

第四、通过概述《十六法典》的特点以及剖析旧西藏社会的真实法定权利,使世人了解了旧西藏的人权状况,对于批驳“藏独分子”的反动言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

本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台湾政治大学、世界新闻大学和法光研究所以及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的客座教授。任教以来曾为留学生、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进修生等不同的班次讲授了《藏语语言》《藏族文献学》《藏族通史》《古代藏文文献》《藏汉关系史》《藏族传统教育》《藏学概论》《藏区概况》等10余门课程。曾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共中央党校、农业大学、中国联通高级研修班讲授了藏族历史、文化以及有关藏学方面的讲座和专题节目。

撰写和参与编撰有《拉萨社会发展研究》和《藏族教育》等专著10多部;与他人翻译藏文典籍《红史》《萨迦世系史》《西藏古代法典》和《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等6部;主编、撰写有《藏族大辞典》等辞典8部;撰写有《试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历史作用》《西藏佛教对藏区雕版印刷业的影响》《噶玛巴德行协巴的晋京活动及其影响》等论文80余篇。专著《中国藏族寺院教育》(第一作者)获北京市2000年社会科学图书一等奖;《西藏教育五十年》获得2003年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参与编写的《中国西藏地方藏文历史资料选编》一书,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三、我与《中国藏学》的缘分以及对《中国藏学》杂志的意见和建议

我是从1975年开始从事藏语文以及藏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到今天已有36个年头了。我作为藏学工作的一名老兵,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着深厚的缘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筹备期间,我已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工作。当时,应多杰才旦总干事的邀请,我与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的李秉铨教授等人参加了有关筹备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1986年成立以来,我参加了中心举办的许多学术活动和一些具体工作,主要参加了《西藏通史》提纲的讨论和撰写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初审和评审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座谈会及活动等。应邀担任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史》《新红史》《汉区佛教源流》等书的特约编辑;多次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共同完成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和国务院新闻办的课题和项目;在《中国藏学》发表了《藏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历代噶玛巴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内容及特色》等论文;2008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拉萨市社会发展研究》;200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与他人合作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祖国观》。并荣幸地在第一、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中获得五项奖励,即《中国藏族寺院教育》(第一作者)2006年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研究专著类三等奖,论文《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2006年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参与主编的《藏族大辞典》2006年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基础资料成果类三等奖;参与译注的《红史》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基础资料成果类三等奖;撰写的《北京雍和宫“喇嘛说”碑文考释》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

总之,我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名老兵,不仅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也是《中国藏学》的忠实读者,每期必读。《中国藏学》不仅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窗口,也是反映藏学最新成果的园地,具有一定的藏学学术导向性和影响力。在《中国藏学》恰逢出刊总第100期之际,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藏学》能够更上一层楼,办出自己的品牌与特色,为此建议:一、要提高杂志的学术水平,在论文的内容上,做到高水平、高质量,广开稿源,勇于创新;在形式上,不仅有特色还要活泼、大方,丰富多彩。建议开设藏族历史典籍译注、学术争鸣等栏目,增加丰富性、可读性。二、要继续重视杂志的封面、栏目设计的创新。严把审稿关、文字关、校对关,确保文章的科学性、准确性、学术性。在版式设计上不仅符合规范,也应注重形式美,力求版式美观大方,标题醒目,字体多变,装帧精美。努力提高杂志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加对读者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三、建议开辟藏学博士、硕士论坛,发表一批在校博士生、硕士生研究论文,吸引更多的藏学研究者和读者,以便提高杂志的文章质量和扩大杂志的影响。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中国藏学》杂志保持自己的特色,不断推陈出新,强化质量,扩大影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构建卓越的平台,创国际一流学术水平,推出更多一流精品力作,不断提高中国藏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

 

研究藏族部落习惯法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玮(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教授)

 

首先感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共同搭建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这个大平台,使我有幸展示了自己多年来从事藏学研究的成果并获了奖。同时,也感谢《中国藏学》开设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奖作者纪念《中国藏学》创刊百期笔谈”栏目为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提供畅谈心声的机会。

《青海藏族部落习惯法的调查》(《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是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青海藏区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研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而撰写成的,于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二等奖。记得那时专门研究青海藏族部落社会的文章很少,而专门研究习惯法的论文成果则少之又少,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本。应该说本人的这篇拙作还是有一定的原创性的。该文首次将青海藏族游牧地区的部落社会习惯法分为反映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习惯法、反映奴隶制生产关系残余的习惯法、征兵与部落间械斗的习惯法以及其他类型的习惯法等。笔者认为青海广大藏族游牧地区地处偏远,交通异常闭塞,至20世纪中叶以前尚处在封闭的封建游牧部落社会,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着祖辈相传并为其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规范和惩处准则。这种用以约束其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规范和惩处准则就是以部落为单位,通过习惯法这一特殊形式得以实现的。这种习惯法不仅千百年来左右着藏族游牧部落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调整着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至今还起着一定的社会作用。

笔者还认为,解放前青海藏族地区的社会形态极其特殊,它以封建制为主体,但同时又保留着奴隶社会乃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痕迹,这就决定了其习惯法的基本特征:首先,以反映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为主,同时也局部地反映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其次,青海藏族游牧部落是建立在封建制为主体的等级关系基础上的,因此该社会所通行的习惯法已不同于原始社会常行的习俗与惯例。它是以有利于统治阶层即部落头人的习惯为其核心的,是通过部落社会的权力机构来加以肯定、改变,从而赋予了法律效力的。它建立在等级关系的基础上,主要强调部落头人对一般牧民的片面制裁。同时,习惯法的有些规定也能够在同等阶层的部落成员之间平等实行。

该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探讨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对当前处理藏区社会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人长期从事藏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青海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博士论文《色科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30万字,待出版)。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等级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项5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8项,其中重点课题2项,优秀结项奖2项。2006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1年获兰州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做为一名普通的藏学研究者和《中国藏学》的忠实的作者和读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用藏汉两种文字在《中国藏学》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有些荣获大奖。我衷心祝愿《中国藏学》越办越好,祝愿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蒸蒸日上。

 

《中国藏学》与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进展

谢继胜(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教授)

 

学界同仁大多有这样的看法,一本好的杂志的导向有时会决定一门学科的兴衰的趋势,藏学研究领域藏传佛教艺术研究近20余年的兴起确实与《中国藏学》的大力扶持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有些圈外学者在关注西藏艺术,但大多缺乏相关的西藏文史训练,除了诸考古大家有关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研究及文物图册的编辑出版之外,西藏艺术史,尤其是汉藏艺术关系史的研究尚呈萌芽状态。考虑到我国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多民族艺术史的创建,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王尧教授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金维诺先生的大力倡导下,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了若干具有藏学背景和藏语能力的硕士生攻读藏传佛教艺术专业博士,从事西藏艺术史或民族美术的研究,熊文彬、谢继胜、廖旸、李翎、乌力吉等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荣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的论文《唐卡起源考》就是本人由民俗宗教转而学习西藏艺术史之后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文章利用藏汉文材料,特别是唐宋汉文画史文献,从“唐卡”一词的语源、唐卡的形制与宋代书画装裱“宣和装”样式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考察了早期唐卡与汉地绘画的关系。该论文也可以看做是我国的西藏艺术史学者就西方艺术史界所谓的“印藏艺术”主导话语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刊发在1996年第4期的《中国藏学》上,此后,杂志不定期的陆续刊发了不同作者、特别是藏族学者涉及西藏艺术史研究的论文。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藏学》刊发的西藏艺术史论文数量明显增多,推动了西藏艺术史研究,引起了藏学界的关注,为西藏艺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水到渠成,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藏学所合作举办了我国学者发起主办的首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的10余年间,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召开了四届,201210月下旬将召开第五届,会议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的国际例会。其间《中国藏学》刊发了会议提交的重点论文和图文并茂的会议报道,扩大了专业学术会议的影响。

正是在《中国藏学》的推动下,我等弟子继承王尧先生和金维诺先生的衣钵,各自所在高校院所与西藏文化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部门呼应唱和,形成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博艺术人才的培养体系。正如王尧先生所说,藏学人才的培养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此时,《中国藏学》再接再厉,倡导重视民族语文、重视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的杂志学术风气,为这些辛勤学习藏语文、重在实地考察的年轻学子带来了希望,并为他们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为西藏艺术研究的长远发展积累了动力。作为中国藏学研究领域顶级的刊物,根据我国藏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调整杂志的研究指向,多年来有规划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西藏艺术研究论文,为我国西藏艺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藏学》创刊24年来取得的众多成就之一。

已过知天命之年,但我还要重复杂志20周年时的感言:《中国藏学》真的伴随着我们成长、壮大!

 

当代西藏研究:藏学与国史学的交融

宋月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藏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故乡的国际“显学”,国史学则是以新中国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研究当代西藏问题需要藏学与国史学的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我以“当代中国的西藏”为研究领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为主线和重点,将当代西藏研究贯通于国史学中,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其中,由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旦增伦珠研究员合写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发表于《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2006年获首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论文三等奖,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三等奖,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

就此文选题来说,我们的写作源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区域自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因此,无论是当代西藏的建设、发展和改革,还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地方社会的稳定,西藏民族区域自治都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但是,要回答西藏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发挥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势,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从经济社会基础的角度历史地考察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发展与完善,深刻揭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与其经济社会基础的适应性。二是2004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上,《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在关于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问题上,《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我们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执政的重要制度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民族自治地方集中表现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并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与特点。我们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并将之应用到坚持和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中,认为无论是在治藏兴藏问题上,还是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问题上,都存在一个加强自治能力建设问题,而且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必须从对民族区域自治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入手。如此,我们确立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这一选题。在研究中,我们立足各自专业,分工协助,取长补短。我侧重于从新中国的历史、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中,思考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怎样的经济社会基础上确立的,又是在怎样的西藏经济社会的变动中建立自治区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旦增伦珠研究员则发挥其社会学的专业优势,重点分析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成就及其对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与推动。此文是藏汉学者的合作成果,也是国史学与社会学在当代西藏问题上交叉研究的一种学术尝试。

在文中,我们探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动因,试图揭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西藏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因素主要是:一、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就必须首先要摆脱半殖民地经济和封建农奴制经济的严重束缚,而民族区域自治是反帝反封建的,是实现民族平等的。二、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应当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削弱甚或割裂藏族与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经济社会联系,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证聚居区又能保证杂居区民族享有自治权利。三、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应当尊重和发展西藏经济社会的民族形式,并利用这些民族形式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而民族区域自治则能够赋予西藏民族维护、发展和变革其民族经济形式的自主权利。四、实现西藏民族的当代发展,必须依靠和调动西藏民族与西藏人民在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民族区域自治是保障西藏民族推动西藏发展的主体地位、实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最好的形式。

同时,我们根据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跨越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以及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酝酿和西藏自治区的筹备、成立与发展的实际,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体制建设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初步形成国家帮助和西藏地方争取生产自给与促进贸易的经济体制;(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至西藏民主改革,进一步形成国家投资重点建设和西藏地方统一财经管理的基本框架;(三)西藏民主改革至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并在稳定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四)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西藏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时,分期论述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体制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在文中,我们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能力”的概念,认为这一能力根源于民族的经济社会基础,集中表现为本民族的物质技术力量、精神力量和内在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民族干部队伍和民族自治机关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治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我们结合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与实际,提出并初步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问题,认为从经济社会领域加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从经济社会安全上,把西藏经济的命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西藏民族和人民手中。

关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问题,我们的文章主要是提出了问题、原则与基本思路,仍然需要不断地去深入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以党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对于坚持和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历史的、现实的和前瞻性的思考,因此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前沿性。20101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西藏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夯实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把中央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的决策部署同西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使跨越式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由于此文符合这一讲话精神,我们根据文中的主要内容改写出一篇题为《夯实经济社会基础,提高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能力》的理论宣传文章,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闭幕的第三天即122日,发表在《中国民族报》上,对于学习宣传座谈会精神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

进入“当代西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是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从事研究和编辑工作开始的,通过编辑藏学著作,学习藏语文,研究当代西藏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参加《中国藏学》稿件的校对工作,与藏学研究和《中国藏学》结下不解之缘。1989年下半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曾召开首届内部学术研讨会,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研究论文,并获得汉文论文一等奖。此次获奖不是论文写得如何,而是得益于当时担任评委的多杰才旦、彭哲、廖祖桂、李鹏年等藏学前辈和西藏和平解放亲历者对这一选题的高度重视。受此鼓励与鞭策,我也初步确立了自己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19901991年,我在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工作。这对我来说,既是人生也是学术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在适应了高原反应之后,缺氧不缺精神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一直保持到从西藏高原下来。在藏工作和生活,使我对西藏社会、藏族文化和高原生活有了切身体验和感性认识,对当地人民有了深厚感情和友谊,对老西藏精神也有了感悟和享有。在我的心中,西藏无疑是第二故乡。这次在藏工作,也留下一份遗憾,那就是未能完成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在我赴藏工作前所嘱托的“西藏社会跨越性发展”的研究任务,其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学养实难以承担完成这一研究任务。其后,有幸跟随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先生赴甘肃、四川和青海藏区调研,使我对西藏之外的其他藏区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一切都促使我把研习藏学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尽管后来回母校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和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也不曾与藏学界脱离联系。在西藏工作、在藏区调研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认识,潜移默化为我对藏学研究和对西藏第二故乡的关注。

在母校连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我接受了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在研究中内在地都有历史研究的元素、历史研究法。我的博士论文《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就是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为我后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有助益,特别是在研究这一制度的结构与功能问题上提供了横向性理论思维。同时在读期间,我有幸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和《北京大学学报》编辑,开阔了学术视野,特别是对于民族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用心研习。

从母校毕业后,我选择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其间申请并获得立项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西藏政策与反分裂斗争研究”。我由政治学转向国史学研究,则发生在2003年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专事研究、编纂和宣传国史的科研机构,承担着国史馆的职能。从学术意义上说,当代国史学是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对传统国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传统国史学的变革和对新中国国家历史研究的开创。由于始终报有藏学研究的志向,大致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又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在国史学中已初步形成“当代中国的西藏”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这一学术转向看似回到了藏学领域,其实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藏学研究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从过去的民族学进行藏学研究,发展到从国史学进行藏学研究,研究的背景放大了,学术视野开阔了。国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藏学乃至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基础性就带有根本性,国史学研究是可以深入到藏学乃至民族学研究内在的本质性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一学术转向看似是地方史研究,但它以西藏、藏族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西藏、藏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性,特别是近代以来“藏独”问题的产生并影响至今,治藏兴藏、反分裂,在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它属于地方史研究,更属于国家史研究的范围,特别是中央与西藏、藏区地方的关系史,兼顾国家和地方,又是国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即使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图谋改变,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图谋不轨的情况下也不曾改变过。分裂西藏者为了分裂而捏造所谓“西藏独立”的历史依据。相应地,我们反分裂斗争的根本点就在于研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通过国史学研究可以进一步证明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能够为维护西藏的这一历史地位提供历史依据,也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这一学术转向既可以说是从国史学研究藏学,也可以说是从藏学推进国史学。

我在国史学中研究“当代中国的西藏”,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2007年版)和《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2011年版)两本著作。前者按照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生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与脉络,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与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以传记为体裁,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为主线,全面记述了张经武的西藏工作生涯,论述了张经武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与独特历史地位。后者以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祖国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近现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发展史,特别是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和改革开放,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条件、当代中国西藏政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与治理,揭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西藏特点”,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史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史。201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毕华研究员的主持下,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的撰稿。

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在当代西藏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步,始终离不开《中国藏学》的扶持与帮助。除获奖的这篇论文外,我还先后在《中国藏学》发表了《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第一作者,2004年第3期)、《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第一作者,2005年第3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2008年第3期)和《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实考释》(2011年第2期)等。我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如社长雷卓夫、总编辑廖祖桂和高淑芬老师等,引我入藏学之门;在与旦增伦珠先生的长期合作研究中,彼此结下深厚情谊。无论是工作变动还是学术转向,《中国藏学》始终是我的必读学术期刊,以此及时了解中国藏学的最新前沿,鼓励并鞭策我在当代西藏问题上不懈努力研究。

一代学人有其一代学术。我们这一代学人处于改革开放为鲜明主题的中国社会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世情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历史发展向我们昭示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由近代破败到现代兴盛、由弱到强的历史真谛,需要我们为护国利民、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认识和研究。在我国藏学研究中,《中国藏学》是学术阵地和旗帜,凝聚学仁思想与智慧,引领学术发展。值《中国藏学》出版100期之际,祝愿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和《中国藏学》编辑出版事业繁荣发展。

 



[1] “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是我国藏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奖项,现已举办两届,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良好反响。在两届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获奖成果中,《中国藏学》发表的5篇论文荣获二等奖,8篇论文荣获三等奖,占所有汉文学术论文类获奖成果的1/2。在《中国藏学》创刊百期之际,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奖作者围绕获奖论文和自己的学术经历,回顾了与《中国藏学》的不解之缘。本专栏以公示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奖成果”名单为序,收录了7位作者的文章,以飨读者。另,本文中的《中国藏学》,如无特别说明,皆指《中国藏学》汉文版。

[2] C.T.,即《中国藏学》(China Tibe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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